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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在当下已经成为讨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中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首次提及“新常态”这一概念，同年9月再次提及。在不久前的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上，习总书记又一次专门展开地谈到了“新常态”。对习总书记系列讲话和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新常态”的内涵。
一、“新常态”的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为“中高速”。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合乎规律地需要阶段性地有所改变，原来的两位数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无一不表明，这样的一种高速发展阶段势必要发生变化。中国现在的实际生活当中，种种相关因素及指标分析，都指向这样一个阶段性变化已经到来的基本认识。所以“中高速”就是会以不同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的新阶段来取代原来的旧阶段。“新常态”的“新”字，首先表现运行形态上的这样一种变化和阶段性的转变。“新”字后面跟的是“常”字，所以还得进一步考虑中高速在“新”之后，怎么样趋稳，怎么样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成为常态。
现在我们的观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增长速度下行之后，并没有完成探底过程，所以现在进入“新常态”是要继续完成这样一个探底。在完成探底的过程中，中央已明确地把当下局面表述为“三期叠加”，一个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一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一个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认为在三期叠加这个描述后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把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放在三期叠加之上，意在必须强调我们主观能动因素的发挥。
“中高速”这个概念所隐含的逻辑，是在我们完成探底之后，应该趋稳，趋稳以后要得到一定发展动能的积蓄，就是蓄势。然后要对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应该力求对接到一个尽可能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虽然其具体的量值现在还不好判断。从近年来看，2012年我们是主动从8％以上的增长速度往下“破八”，提出了7.5％的年度增长目标，到2014年明确表述为“7.5％左右”，而且它不再作为年度目标，而是作为一个预期值，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在波动中间去配置资源，政府关于年度GDP的具体量值的设定，科学的说法不应该认为是要求完成的目标，而应该是一个预期值。那么“7.5％左右”的表述，自然代表的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还要进一步在探底过程中间明确它的可接受下限。这样的一个中高速的探底过程伴随着的现象后边，有实质性的追求，是更为深刻的内容。我们要通过下行之中必要的“稳中求进”的掌握，相对平缓地完成这个探底过程之后，对接到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面。它的速度和年度预期值的表现，并不是实质的问题，实质的问题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不是得到提高，人民群众是不是得到实惠。经济社会生活中可以评价的综合绩效乃至社会公众的幸福感是不是得到维系和提升——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落到“以人为本”的本原追求上。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重要表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几十年发展过程中间，我们意识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仅仅表现在GDP增长速度上，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不能陷入GDP崇拜、GDP挂帅。经济生活必须要有更丰富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它的发展变化。那么现在对中高速平台上的追求而言，实质上要追求的东西是让人民群众得实惠，而且使人民群众得实惠要有后劲，不是只得实惠于短期，而是要中长期尽可能地衔接到全面小康和全面小康以后向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发展，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结，可形成对于“中高速”实质内容的理解。关于合乎人本主义的发展实际追求的这种理解，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结构调整优化”。
第二个关键词为“结构调整优化”。实际生活中间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实惠和幸福感的，一定是资源配置中的结构优化。结构优化了，我们也才能够遏制现在已经感受到的前些年粗放型增长带来的环境危机因素。比如说以“雾霾”为代表的显著压力和危机因素：雾霾动不动就侵袭大半个中国，带来人民群众生活里面的种种不满，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结构优化便要更多体现在以低碳、绿色、循环经济为导向，更多考虑到推进节能降耗，优化我们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中的相关行业结构和技术经济结构。各种各样的结构优化因素合在一起，经济增长质量应该得到提升。把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体现在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上，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在第二个关键词之下就深入得多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可以验证：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中能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就是在真正落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我们说了多年的要求。在经济探底过程中，GDP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观察这个过程中间增长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我们的综合绩效是不是进入了上升轨道。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市场经济中，必须推崇公平竞争和竞争中潜力活力的释放。而要取得竞争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创新者胜”。首先，管理要创新；其次，科技要创新。
这些年来，“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显然有互动，比较好的管理可以鼓励各个行业、各个企业中可能成为创新者的个人，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创新潜力。但是光讲这两个层次的创新还远远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必须要完成的转轨，以“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成绩的支撑铺垫之上，还要在新的全面改革历史时期攻坚克难，把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应对好，把需要克服的矛盾困难真正化解。我们的改革显然有它的难度，我们不得不先易后难，这么多年从浅水区逐渐推到深水区以后，看到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怎样啃硬骨头，怎样真正“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生产力，怎样进一步提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这些难题已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盘部署。“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招”，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最大红利”，通过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的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充分调动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社会成员、市场主体释放潜力和创造力的积极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称为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取向是中国进入1840年鸦片战争历史节点以后，整个近现代史过程中一贯的追求。1840年之后，我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被动挨打，不得不寻求改变这种悲惨境地而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上个世纪中国三件大事，都与追求现代化直接相关。第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它所提出的振兴中华，走向共和，就是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第二件大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后以“一五时期”为标志，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又是以现代化为取向，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传统体制下，甚至在“文革”浩劫中，我们都强调必须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第三件大事，改革开放，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清晰地规划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宏图。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现代国家治理，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之梦。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明显地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说的管理。“管理调控”里边的管理与治理相比，有重要的实质性差异。“管理”所强调的是政府主体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式的架构，大局由政府掌控、调控。但“治理”更强调的是政府这个主体和其他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是把管理和自管理，调控与自调控，组织和自组织结合在一起，寻求各种积极性、潜力、活力以最大可能性来释放。这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国际社会明确宣布的我们所认可的现代文明的前沿概念——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在最大化的状态之下和解放生产力的追求之下，我们把它提炼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的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一套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自然而然要关注的是市场要具有现代化特征。现代市场体系能够通过自身的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活力的释放，多元主体互动的创新驱动，就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结合十八大以后现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间所强调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而言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产权基石改革上，要主打混合所有制，淡化贴标签式的争议，在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框架下，在法治的保障之下，清晰产权，把公有的、非公有的、国家所有的、非国家所有的，在一个个市场主体中混合起来，进一步打开包容性发展共赢的空间。微观层面上的治理机制和宏观层面强调的治理机制，它们逻辑上是联通的，都是给出创新驱动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建设的有效供给。
制度安排、机制建设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应该合成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互动的发展潮流，来支撑我们的“新常态”。按照合意的这样一种前瞻和预想，要争取给出对冲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后的净升值，即对冲下行压力以后，净的上升值能够对接到比如说7％左右、尽可能长的增长平台上，这样的增长状态有质量，由其带来的升级版的种种正效应，就可以给人民更多的幸福感。而且，增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经济体里面，仍然是名列前茅的高增长。中高速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头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代表来说，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面，能够维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成功打造升级版，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二、“新常态”的九个特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勾划了“新常态”的九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是整个经济活动给社会成员带来实惠的具体环节。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新的时期我国的消费呈现排浪式的特征。“老三件”和“新三件”这种当时人民生活中最看重的三大件，经历了排浪式的替代。“老三件”、“新三件”排浪式的消费过后，又有升级版的私家车、住宅，还有现在仍可看到余波的旅游(包括出国旅游)，其中组团的旅游就带有排浪特征。我国曾有到某一国外目的地的旅游会出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旅游团，其排浪特征非常明显，比如从开始的“新马泰”再到后来的欧洲旅游。但是到了现在，中央作出判断是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了。比如我们看到出国旅游现在更加推崇的是有弹性的个性化设计，小团组，一个家庭或者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以不大的规模、多样化的设计来形成各种具体的安排。不像过去那样了，一下子来一个简单的模式，有一个信息出去，多少人就踊跃参加。这样的模式趋于个性化、多样化，符合经济体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城市风貌中曾有排浪式的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