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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公平缺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都是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动因。各国执政党根据各自国情，应对和处理矛盾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中一般性的做法是，把发展看作是解决这类矛盾的关键，同时注重社会公平。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的弊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以及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越、朝、古、老等国执政党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越南共产党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不足和面临的困难。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革新的市场化取向逐步确立。2001年4月，越共九大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模式，提出到2010年“基本上形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老挝人民革命党根据形势变化提出了革新理论和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推出了一系列以建立市场体系为目标的经济革新的政策和措施。
2. 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特殊重要的位置。当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只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抵御外来的干涉和破坏；才能让人民切身感受到实惠，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消除隐患，维护社会安宁与稳定。越南共产党提出“追赶战略”，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争取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基本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制定了2001年至2005年经济发展规划，规定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重点发展农业、能源、矿产、旅游等优势产业，增加出口。至2020年人均GDP翻三番，达到1500美元。古巴共产党把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解群众的燃眉之急上。1997年古共五大强调，必须把食品生产搞上去，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近年来，古巴经济逐渐好转。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5％，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古巴职工平均月工资也从185比索增加到245比索，加上其他收入，人均月收入达359比索。
3. 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以此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古巴共产党从1959年革命胜利后，始终高举社会公平的旗帜，注意维护广大群众的社会福利，一直实行全民和全面的免费社会保障，对弱势社会群体予以特别关注，用仅有的少量东西以最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古巴宪法承认公民有劳动权，享有免费医疗和免费受各级教育的权利和无依无靠者享受保护的权利。近十年来，古巴在美国的封锁下，经济虽然十分困难，但是每年仍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9％和11％分别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朝鲜劳动党从1953年1月开始，就实施了由国家负担的普遍免费医疗制度，随后又相继实行了住房免费和教育免费。目前，人均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6岁增加到74.5岁。朝鲜人民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保持团结和旺盛的斗志。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处理经济方面的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落后国家爆发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在长期僵化的模式桎梏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公平，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是把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作为处理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把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西化”和“分化”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急剧恶化。面对严峻的挑战，越、朝、古、老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相继经受住了最艰难时期的考验。
三是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着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古巴共产党实行有条件的开放政策，朝鲜劳动党实行的是有限度开放政策。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还对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经济运行中引入了市场经济或市场调节手段。
四是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凝聚人心、维护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没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公平就会失去物质保证；同样，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扩大，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会影响发展的大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注重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需求，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经济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表现及作用的形式各不相同。各国执政党只有认清经济矛盾的性质及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脉络，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推行合乎国情的发展战略，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否则，终将被人民所唾弃。
1.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世界各国执政党共同的任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贫穷和落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只有经济总量、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是维持其较高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如果发展停滞，各种被繁华掩盖的矛盾也将不断地滋生。
经济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提。马来西亚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1957年巫统执政后立即颁布“新兴工业法”，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80％，马来族与华族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民族矛盾大为缓和。
经济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了条件。1994年4月南非非国大执政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堆积如山，种族对立和仇恨相当严重。1996年，非国大政府实施了《增长、就业与重新分配》战略，努力做大经济“蛋糕”，以缓解高失业率压力，纠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同时重视改善黑人群体的生活，提高黑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减少黑人的贫困人口。
经济发展战略要符合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盲目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借助国外资本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必要干预，一些产业不经过保护就全面地对外开放，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人口激增，革命制度党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丢失了执掌几十年的政权。
2. 注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6％，2003年更创造了8.1％的佳绩，但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贫困问题的解决。人民党的发展战略并没有使大量的贫困人口分享到改革成果，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从而失去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2004年大选中，人民党惨遭失败。
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社会动荡、贫困蔓延、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国家执政党将社会公正引入社会政治经济机制之中，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融合起来，为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社会竞争的“安全网”。
瑞典社民党始终把追求平等和公正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和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收入平等和普遍福利为特点的“瑞典模式”成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社民党政府通过累进税制和二次分配等手段进行收入调节，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差距。瑞典绝大多数居民属于中间收入阶层，形成了“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成为瑞典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惠及到全体国民，而且覆盖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2002年，瑞典的基尼系数仅为0.25，社会公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以高福利促进发展的“瑞典模式”，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突出地表现在巨额福利支出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也使一些人养成了惰性。1994年开始，社会民主党调整政策，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目标，紧缩公共开支，调整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这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已经从过去主要关心社会公正向既关心公正也重视经济发展、既重视社会分配也重视社会效率转变。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也十分注重防止贫困化的扩大和社会两极分化。泰国泰爱泰党通过平等地赋予民众教育的机会，激发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泰国政府设立了“农村发展基金”，并将中央预算的一部分直接划拨到农村，归农民无偿使用。许多农民因而获得了创业的机会。
3.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一个国家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别，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此以往，会造成不同地区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区域间的矛盾在加深。对于执政党而言，在正视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执行特殊的地区倾斜政策，努力缩小地区间的隔阂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在相互协调中共同发展，是及时缓解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是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法律法规。德国执政党促成政府制定较为健全、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如《联邦德国基本法》、《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财政平衡法》等。联邦、州与地方政府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各司其职。意大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颁布了20多项有关扶持欠发达南方地区的法律。通过立法，西欧各国执政党对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国家的各项计划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二是设立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基金。1991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统一基金”，以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如每年对东部地区支付100亿马克补贴；建立了援助基金，西德地区的每个公民按工资收入的6％缴纳援建税等。德国执政党区域政策的经验表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的核心，是落后地区发展和振兴的重要保障。
三是制定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的相关政策。意大利天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开发落后南方地区的总体规划，后又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分别制定了不同阶段的开发目标、开发规划和干预重点，对于有效实施对南方的开发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为促进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扶助政策，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政府拨款、减税和成立“发展基金”等手段鼓励到边远地区投资，吸引外资支持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等，目前边远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经济领域社会矛盾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发展中解决社会矛盾成为许多国家执政党的共识。只有发展经济，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只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才能缓解和消化社会冲突的隐患；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确保社会保障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的贯彻、实施。
二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侧重点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往往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效率和公平并重是现实的选择。
三是一些西欧国家执政党实行高福利等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的做法，体现了独特的政治文化，适应了各自的国情，其他国家不可以简单模仿。瑞典等国具有阶级妥协和社会改良的传统，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寻求改良主义的妥协政治提供了特别的政治文化土壤。从根本上讲，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其处理社会公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秉承的社会公正的理念有本质的区别。
国外一些执政党处理政治领域矛盾的经验教训
政治领域的矛盾纷繁复杂，与其他矛盾相互交织，突出地表现在：忽视执政党自身建设，腐败盛行，与民争利，以至于失去民心，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被打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诱发暴力冲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分离主义对稳定和统一构成严重威胁。各国执政党处理这类矛盾普遍的做法是，加强党的建设，树立党的良好形象，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特别在当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涉和破坏，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努力消除各种引发社会矛盾的政治隐患，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意义尤为重大。
1. 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但是，如果党的领导能力薄弱、组织系统涣散、腐败现象得不到遏止，就会丧失民心，失去民意，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方面苏联、东欧等国共产党垮台的教训极为深刻。越南共产党九大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党的建设为关键”，并把腐败看作社会的“四大危机”之一，开展了以德防腐、以法治腐、运动反腐以及制度遏腐等全方位、综合性的反腐败斗争。古巴共产党在1996年就颁布了对国家干部的26条戒律，逐步建立起将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的监督机制。同时，对腐败和违纪行为绝不迁就姑息，规定凡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金额在300美元以上的，不论其职位高低，就地免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96年召开的六大后，形成民主生活会制度，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论培训，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人民革命党中央重视与民众的直接交流，明确规定，包括坎代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每年深入基层至少三次。近年来，该党不仅出台了干部管理条例，而且制定了《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反贪污法》，力图从源头上扼制官僚主义和腐败。
2. 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安定团结、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事都做不成，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稳定也体现了各阶层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至少部分地表明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或消除。对执政党而言，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中，才能从容地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越南共产党在党的八大上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为强化反和平演变斗争还专门成立了“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越共还大力开展社会治安专项斗争，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针对美国在西原少数民族地区策动了3000多人的群众骚乱事件，越共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保持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
3. 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巩固党的统治、维护团结的必由之路。因为党只有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深知他们的愿望和需求，一些重大的政策、理论只有和他们商讨，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全社会才能团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期，古巴共产党提出了“参议制民主”，认为人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调动人民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和管理。在古巴，所有的人大代表都经过直接选举，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要经过人民的充分讨论，以征求意见。人民广泛地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真切感受到是社会的主人，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念，从而使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渡过了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越南共产党把民主概括为“民知、民论、民做、民察”，提出要“近民、解民、重民、有责于民”，建立为人民、由人民、属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把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放在突出的位置。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民族、人权等问题进行的颠覆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和平演变”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了国内政治稳定，为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政治民主化是增强党的凝聚力、确保稳定政治局面、消除社会隐患的重要保障。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在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并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重点，树立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维护社会稳定，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对于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方利益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生态剧烈震荡的时期。执政党在协调利益关系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各种矛盾的连锁反应，导致局势动荡、人心浮动，甚至造成激烈的武装冲突。
在这一阶段，拉美一些国家的执政党由于没有调节好利益关系从而深陷暴力活动的泥潭。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激增、两极分化严重、司法体系腐败、走私贩毒猖獗、武器交易泛滥等等成为滋生暴力的土壤。暴力活动不仅造成人员伤亡，严重危及社会安定，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国际投资也对拉美国家望而却步。据美洲开发银行评估，暴力活动每年给拉美地区造成的损失达168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产值的14.2％。
1965年，新加坡独立初期，国内外形势极为险恶，维护稳定与秩序是人民行动党首要的任务，为此，行动党将两院制改成一院制，对反对党进行多方打压，社会和政治趋于稳定。行动党的行动表明，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社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易产生民族分裂和社会动荡，必须推行合乎自己文化传统的民主政治。
2. 加强党的建设，协调与处理好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
对任何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廉洁的形象，都是巩固执政地位、缓解或消除党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一直注重自身建设，实行高薪养廉，健全和完善监督体系，树立“富而不奢、平易近人和社会公正”的廉洁形象。据国际透明组织2004年公布的最新“全球贪腐趋势指数”显示，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是全球最廉洁的政府之一。
政党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执政党如何掌控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其驾驭和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能力的集中体现。在实行多党制或“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国家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思潮难以逆转，执政党很难完全限制其他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各国执政党根据不同的国情，在对待其他政党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针。
一是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反对党。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占据绝对的优势，反对党只起点缀性的作用。因为一定数量的反对党的存在是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选举过程和反对党施压，也能使行动党时刻保持清醒和警觉。为了维持自身的执政地位，行动党不但制定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法律，而且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严格限制反对党发展。
二是将其他政党纳入可控制的实体中。马来西亚的巫统通过建立国民阵线，团结、引导、控制其他13个党派。国民阵线不是一个临时的政党联盟，而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形式、严格纪律和严格议事程序的政治实体。各党不能各自为政，而必须按统一章程行动。巫统通过这个组织，实现了把种族矛盾转换为执政党之间的内部矛盾，最终形成“大党得大头，小党得小头”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是重点打击极端势力。埃及执政的民族民主党为有效地管理政党活动，成立了政党委员会，对不同的政党区别对待、管理。对于新华夫脱党、民族进步统一党、纳赛尔主义党、自由者党等较为温和的政党，民族民主党主要采取怀柔政策加以团结利用，允许其存在并参加议会选举。对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激进反对党，则坚决取缔。
四是扩大执政联盟，及时化解与反对党的矛盾。1997年，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大选中获得半数以上议员席位，但它仍然联合左翼的社民党、农民党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组成联合政府，扩大了社会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对右翼的民主党，社会党不搞打击报复，而是努力通过协商和议会民主程序化解矛盾。2002年双方通过协商，选出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新总统莫伊修，两党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推动了阿议会民主制的发展。
3. 坚持各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是逐渐解决民族矛盾、营造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民族平等，不仅是要在政治和法律的层面实现平等，而且是在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要平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国家。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是马来西亚的三大主体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没有单纯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是把协调各种族利益、维护全社会政治稳定作为执政的目标。巫统在政治上强调各民族平等合作；在经济上主张各民族共同发展，分享国家财富。20世纪90年代初，巫统提出，对各族“一视同仁”，尽量均衡分配国家财富，让各民族共享“经济蛋糕”。
印度尼西亚有300多个不同的种族群，使用着50多种语言。由于多种原因，印尼种族间矛盾十分尖锐。民主党候选人苏西洛在2004年上台执政后，便开始取消所有歧视华裔的法律，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同时采取切实措施缩小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而对于在亚齐和马鲁古地区因分裂主义和宗教矛盾而造成的动荡，民主党也改变过去一味镇压的方式，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4. 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注重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一些恐怖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车臣分离分子、斯里兰卡泰米尔武装、印尼自由亚齐运动等，策划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成为威胁许多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从国内讲主要是贫困落后、两极分化严重以及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激化；从国际上讲则是由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和“双重标准”造成的。因此，打击恐怖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而应通过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消除贫困，化解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与矛盾，最终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马来西亚巫统组织一方面主张加强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又反对以纯武力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主张国际社会应把追溯与确定恐怖主义的根源列为反恐活动的重要任务。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政治领域社会矛盾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一是由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复杂性，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任务艰巨。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各国执政党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尊重他国主权，同时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努力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贫困加剧、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根源，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二是对多民族、多宗教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在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奉行民族平等、各宗教和谐相处的政策，既可以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民族的、宗教的根源，也可以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失去干涉内政的借口。对一些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使本国适度地与美国的冒险政策，如出兵伊拉克，保持距离，能够大幅增加国内的安全感。
三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保持稳定、发展经济比享有西方式的民主更为重要。民主的需求来自国内，不能移植和嫁接。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稳定、促进发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个是西方政治学鼓吹的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把民主当作目的，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另一个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长期执政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那就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尊重民族的文化和传统，稳定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国家。两种发展思路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四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保持廉洁的做法，如高薪养廉，有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不能盲目照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秉承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理念，提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分配方式的条件下，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
国外一些执政党处理文化领域矛盾的经验教训
文化领域的矛盾不仅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矛盾，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宗教信仰的对立、舆论宣传的纷争、社情民意的向背等；而且一些错误的舆论和极端思潮通过传媒的蛊惑、煽动，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暴力冲突。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关注、引导舆论，将民众的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通过合法、温和的方式不断释放出来，避免了矛盾激化。在多种族的国家，一些执政党努力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促进了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和谐相处。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地化。古巴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何塞·马蒂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古共认为，当前古巴处于“和平发展的特殊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同帝国主义进行“思想战”。2002年6月，古巴共产党以全民公决方式修改宪法，确认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更改。越南共产党把胡志明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老挝人民革命党将凯山·丰威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朝鲜劳动党坚持走朝鲜式“主体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2. 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和导向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能有效地处理和化解社会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一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可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激励士气；二是通过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引导，可以疏导民意，缓解社会矛盾，使群众认识到一些社会矛盾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和消除。越南共产党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精神的基石，把培育越南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继承与发展胡志明思想的同时，把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世界文化精髓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民族同一性的先进文化，培育民众高尚的思想道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 重视媒体在引导舆论、舒缓民情方面的功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把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通过媒体宣传到千家万户，坚定了人民群众紧跟党走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在相对贫困中保持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朝鲜劳动党通过媒体诠释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大力宣扬其“先军政治”的思想路线，让党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为保持社会稳定、战胜困难创造了条件。古巴共产党通过媒体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何塞·马蒂思想，宣传古巴在社会公正、公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宣扬古共和古巴革命的民族性和本土化，大大加强了古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古共还把媒体作为党与群众沟通的桥梁，设立了群众意见调查中心，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并向上反映情况。
4. 严格控制传媒，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如果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权，西方敌对势力就会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造谣惑众，造成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吸取了教训，专门设立了宣传部或意识形态部。老挝人民革命党为严格控制传媒，不允许私人办报和设立电台、电视台。同时，为防范网络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在1998年成立了由中宣部、内政部等核心部门组成的“国家因特网管理委员会”，统一对因特网进行管理，出台了《因特网使用七不准》等规范性文件。
5. 团结信教群众，发挥健康的宗教伦理的积极作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从具体的国情出发，发挥健康的宗教伦理和教义在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稳固了执政地位。为团结广大信教群众，扩大执政基础，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四大经过与会代表的广泛讨论，修改了党章，允许宗教人士入党。1998年，又成功地邀请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古，改善了与教会的关系，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支持。老挝人民革命党主席坎代指出，只有掌握了佛教，才能团结广大民众，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佛教是老挝的主要宗教，信教的民众约占总人口的75％。党的领导人积极参与、出席佛教活动，展现亲民形象。该党还利用讲经说道宣传伦理道德，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文化领域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的特点：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是明确方向、凝聚人心的根本。苏联、东欧等国共产党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导致政权丧失的教训极为深刻。越、老、朝、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挫败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与破坏的政治保障。
二是坚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处理矛盾。文化领域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与美国等西方敌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交锋的主战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把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侵蚀，上升到维护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来对待。
三是坚持标本兼治、立足长远。处理文化领域的矛盾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仅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品质，还要实施全面的传媒战略，牢牢掌握宣传的主动权。
四是坚持控制好媒体、掌握主动权。文化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当程度上是敌我矛盾，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异常激烈和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讲，媒体舆论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控制好媒体、把握住舆论导向，就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通过媒体宣传党的政策，消除负面报道的影响
一些国家的执政党高度重视媒体的传播功能，大力宣传、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代表主流社会思想的舆论，最大限度地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西欧社会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改进宣传方式，扩大宣传阵地，加强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要建立“网络党”，运用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党内信息沟通的现代化。设立党的网站，在网上发布党的文件，可以直接传达信息，实现了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新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媒体在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观念，普及儒教思想和文化教育中的作用。专门成立了国家意识局，提出的政治口号具体实在，适应绝大多数国民的精神文化心理的需要，为培育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民族认同，为营造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客观正面的报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紧张气氛，维护社会稳定。而由一些西方政治势力控制的媒体，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故意歪曲事实，到处煽风点火，给这些国家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对舆论进行监控十分必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认为“新闻言论自由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发展”。该党对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保持高度警惕，在国内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严令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引起种族和宗教纠纷的言论与报道。限制反对党办报，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限制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国外出版物在国内发行。密切监视网上信息，凡对新加坡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站都将被屏蔽。
对发达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对新闻媒体进行适度的控制，可以降低负面报道给执政党的形象造成的影响。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亲自做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工作，表示工党支持市场经济并照顾默多克在英国的利益，这对争取其控制下的媒体网络转而支持工党起了重要作用。
2. 发挥媒体的“减压阀”功能，舒缓和化解社会矛盾
在美国，每当大选来临之际，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传媒都会竞相给对方抹黑，想方设法揭露对方要员的丑闻，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民众对两党政策的不满，同时也对执政党的腐败行为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遏制了腐败的蔓延。
英国工党重视民意舆论的发展变化，专门建立了负责民意调查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分析民意测验的数据，进行必要的追踪研究。工党的民意调查机构每日汇报、分析舆情社情的变化，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对于工党的丑闻和党内矛盾的报道，立即采取化解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或媒体炒作。法国社会民主党经常让各级领导人与党外群众在网上见面，直接回答网民所关心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注意通过因特网了解党外群众对该党的理论政策及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作出反应。
3. 消除文化冲突，倡导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谐共处
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里，要保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执政党都要努力做到尊重各种宗教、促进民族团结、促使各种文化融合，从根本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独立前的新加坡种族仇恨极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政治一元、文化多元的和谐社会。在华人为多数族群，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选择了和解与宽容的文化政策，而不是采用强迫吸收与同化的政策。选拔和使用人才时，不分种族、血缘和肤色，完全以个人的能力表现为衡量标准，并对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和参与权给予了特别关注。
马来西亚在过去长期存在着马来族(包括其他一些土著民族)、华族和印度族之间的互相歧视、宗教纷争等种族矛盾，暴力冲突时有发生，造成社会混乱，严重影响经济发展。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巫统主席和政府总理之后，提出马、华、印各族都是“一家人”，各族“一家亲”的口号，力图通过“感情投资”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实现“单一民族”。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多元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虽有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与之相伴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大都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维护美国的政治统一和稳定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和做法。即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引导，来促进各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融；强调美国信条、建立“公民宗教”；健全民主和法制，对公民加强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以此整合文化冲突，达到对于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认同。
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处理文化领域中的矛盾方面具有的特点：
一是解决的手段多样化。文化冲突常常是利益矛盾的体现。就美国的执政党情况来看，在国际上主要是利用民主、人权干涉他国内政，以实现其战略利益；在国内，由于民族的、宗教的矛盾大多是由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因此，美国执政党解决文化领域的社会矛盾往往辅以经济、法律、外交等多种方式。
二是解决的过程长期化。促使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关键在于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一些国家的执政党立足于从细微处入手，扎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认识到要想取得成效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是在西方国家，新闻舆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社会矛盾的“泄气孔”和“减压阀”的特殊作用。各种传媒方式，如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些报刊反映不同的政治观点，相互制约，成为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社会调节器。
国外一些执政党处理社会领域矛盾的经验教训
处理社会矛盾，不仅要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动因，还要抓好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一整套消除社会隐患、维护社会和谐与发展的运行机制。一些国家执政党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其特征是以预防和疏导为重点，以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和价值观念为基础，拓宽各阶级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协调和平衡各方的利益，有序释放各种社会不满情绪，及时地化解社会冲突，把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规范、引导社会团体的活动，使之成为党群关系的纽带。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特定社会群体结成的社会团体，一方面给予了适当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加以控制，规范、引导它们的活动。古巴共产党认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是党同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桥梁，是党教育、动员群众的保证，党通过它们能够了解各部分人的想法和意见。古巴共产党通过工会、保革会、妇联等组织网络，将全国人民联系起来，使整个社会信息畅通、运转自如。其中，保革会被卡斯特罗誉为“古巴革命的创举”。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一些群众非法出逃时，保革会做了大量的说服和教育工作，在团结群众、克服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使这一事态迅速缓解。
2. 强化危机意识，高度重视制度性危机管理。越南共产党认为，在革新开放中存在的四大危机，从不同的角度威胁着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客观地说，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危机，各国党也因此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以解决，但没有一个国家像越南这样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括为制度性的四大危机，并时刻告诫全党：“四大危机仍然存在”，“各种危机互相交叉，互相作用，不能轻视任何危机”。越南共产党这种强化危机意识、重视制度性危机的处理和解决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不能盲目乐观、无视危机，也不能回避矛盾、消极应对。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社会领域矛盾的特点：
一是集中统一。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各种由党控制的社会团体把群众团结在周围。二是效率较高。党的意志可以较为顺畅地传达到千家万户，也有专职人员负责监督和实施。三是反馈迅速。各阶层人民向执政党表达利益和要求，是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群众的各种意见和情绪以及社会生活的新动态，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传递给上层领导，便于党及时了解社会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做法
1. 疏通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
二战结束初期，意大利阶级矛盾尖锐，政治性的暴力冲突时有爆发，为缓和社会矛盾，意大利各个时期的执政党都十分注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最大限度地兼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在民主体制的框架下，公民可通过参加政治党派，间接参与国家决策。意大利的政党体制比较发达，民族联盟、北方联盟、左翼民主党、共产党人党等分别代表诸多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且在国家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民的意见、利益与政治经济诉求也得到较好反映。
西欧许多国家执政党在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财政计划时，广泛地听取社会不同群体代表的意见，尤其是听取工会、企业主协会、大的行业协会以及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有的国家，比如德、法、意等国还建立了一些法定的全国性咨询机构，如法国的经社理事会、意大利的全国经济劳动理事会、德国的财政计划理事会等，这些机构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地方的利益，通过内部协商、对话为国家制定发展规划、财政计划或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建议，以使各方面的要求与呼声都能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反映，保证相关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并照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建立了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社区中心、公民咨商委员会等外围团体，帮助人民行动党收集社会信息。党的高层主动加强与基层、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力求准确、全面地了解最下层群众和社会团体的利益要求，使决策过程呈现上下互动的特点。人民行动党还具体规定了议员接待日，议员协助民众选择正确的途径清楚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通过不停地向有关部门打电话、发信件，督促其尽快解决问题。
2. 建立社会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机制
劳资矛盾是西欧各国内部影响最大的一对社会矛盾。长期以来，西欧各国执政党无论谁上台当政都把处理好劳资关系作为任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今，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处理被纳入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处理劳资矛盾的机制。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建立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由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雇主组织组成的三方协调机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主要运行机制。二是建立相关的劳动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就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劳动基准法》等，主要涵盖两大类：一类是有关劳资关系的各种标准，如最低工资、工作时间等；另一类是有关劳资关系调整的机制或方法，如集体谈判的代表权的确认、劳资关系调整机构的职责和运作方法。
3. 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
西欧各国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既有系统的司法理论和原则，又有推行这些理论和原则的组织机构和相应的各项制度。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则，严格依法办事，不仅可以减少矛盾，还可以使已经产生的纷争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除了法律以外，行政手段也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行政裁判机构有利于保证国家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保障公民抵御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法国于1973年设立了共和国协调员，着力解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矛盾。共和国协调员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其处理的案件涉及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公民在与行政部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可通过议员向共和国协调员求助，协调员出面调查、调解。该制度成为行政诉讼体系的补充，有助于缓解政府与民众的矛盾，督促行政部门依法执政。
4. 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
由于突发事件的难以预料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巨大的破坏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对此高度重视，建立起了一整套较为完整、成熟的危机管理机制。
美国的危机管理体系以整体治理能力为基础，通过法制化的手段，将完备的危机应对计划、高效的核心协调机构、全面的危机应对网络和成熟的社会应对能力包容在体系中。“9·11”事件后，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不仅在美国反恐斗争中挑大梁，还成为管理涉及国土安全危机的领导机构。不久前，美国出台了《国家应急反应计划》，对危机管理机制作了重新设定，如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国土安全行动中心，作为国家级最主要的多机构行动协调中心；国家应急反应协调中心和地区应急反应中心，分别负责联邦和地区两级的危机协调和应急反应。
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社会领域矛盾方面所具有的特点：
一是执政党努力平衡各方利益。为消除或缓解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执政党大多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协调、照顾各方利益，促成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融洽。
二是应对矛盾的机制较为成熟。在长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西方国家的执政党逐渐摸索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发现矛盾、处理矛盾的机制，反映了执政党具有较高的社会管理能力。
三是将矛盾的处理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法律裁决，人们既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规范行为，及时解决业已存在的矛盾，从而具有规范、透明和可操作性。执政党采取多种措施，促使人们树立较强的法制观念，能够按照法律规则、制度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了一种较为严格有序的状态。
四是完备的危机管理应急计划及预案对于有效减少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意义重大。加强危机管理，执政党对各类可能发生的危机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预案，当危机发生时能够从容不迫，把损失降到最低。
国外一些政党处理社会矛盾的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凝结着我们几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心血，也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国外一些政党处理社会矛盾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一些较为成熟的、有效的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为我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素材。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在经济领域，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处理好积累与消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注社会的公正和公平，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一时期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社会承受能力比较薄弱，拉美一些国家执政党由于没有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社会不平等加剧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冲突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结构和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动加快，这些都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保持经济和社会平稳发展。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要始终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消除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如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努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但是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共同进步。印度人民党在执政期间，经济增长没有惠及全体人民，只让少数人暴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潜藏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实现效率与公平相互协调和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以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的问题，逐渐形成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分配收入关系，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在政治领域，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扩大基层民主，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古巴共产党提出了“参议制民主”，使古巴社会主义制度渡过了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应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
国外一些政党正反面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任何方案都将无法实施，已取得的成果也可能付之东流，而消除执政党腐败、妥善处理民族矛盾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党要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应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大力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正确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从源头上疏解缓和矛盾。要弄清事件性质，减少对抗，采取包括法律的、行政的措施，控制局面，化解矛盾，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
其次，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腐败是社会的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最大政治根源。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我们要以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及时地查处一批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腐败案件。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再次，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具体地讲：一是要坚持“四个维护”，即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为前提，强化用法律手段处理宗教矛盾。二是要运用不同办法处理宗教方面的矛盾。对于非对抗性矛盾，要坚持以教育疏导为主；对于对抗性矛盾，要坚决惩治各种分裂破坏分子。三是要防微杜渐，妥善处理民族宗教矛盾引发的突发事件。四是要提高本领，增强党政干部处理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的能力。
三、在文化领域，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
重视思想文化工作是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兴衰成败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深刻启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一天也不能放松，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我们要牢牢掌握舆论宣传工具，控制舆论导向，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抵制和防范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破坏。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引导新闻媒体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督与管理，形成网上正面宣传的舆论氛围；坚持“三贴近”和“三创新”原则，遵循人们的文化心理需求的客观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要求，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宣传内容，采取不同的宣传手段和形式，实现思想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挥和谐文化化解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先进文化为指导、面向时代、立足于现实、与中华民族和谐传统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思想文化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力发展主流思想文化，同时也要正视其他多种思想文化的存在。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从而凝聚人心、沟通感情、增进融合，起到化解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的作用。
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机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国外执政党处理社会管理矛盾的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产生连锁效应，甚至引发政局动荡、内战频仍等灾难性后果。我国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集中地表现在：一是社会矛盾集中地体现为各种利益冲突。二是社会矛盾呈现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三是群体事件增多、激烈化程度有所加深。我们党如何处理和化解日益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巩固，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二战结束以来，西欧、新加坡等国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政局动荡、各种矛盾频发、劳资冲突不断到政治稳定、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治理过程。在长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社会管理与矛盾调节机制，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并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位置，形成了“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非常关键时期的总体要求。
首先，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源头上控制社会矛盾的滋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把决策的过程变为群众意志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完善民意表达机制，加强对社会舆情的汇集和分析，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关系，特别是着重维护和促进困难群体的利益。
其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把社会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分运用制度化、法制化方式解决矛盾的社会。法治就是运用制度和规则的力量来化解冲突，弥合裂痕，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我们党要高举民主和法治的旗帜，把依法执政的过程变成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要引导群众按照法定程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再次，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以及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的作用，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
最后，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建立完整的社会信息反馈网络，确保党和政府所必需的社会动态、情报信息渠道的畅通；建立公共安全的预警和决策分析机制，提高预警、防范、应变和处置能力；健全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体制，把有效的临时措施转化为长效机制；要研究制定统一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把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中，用法律来调整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关系。
国外一些政党在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采取的诸多措施，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其相关措施的出台和制度的确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共同规律，我们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制定相关措施与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我们不同，尤其是其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与公众服务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是与它们各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且其相关政策与制度也是依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对其做法与经验，我们可以作为参照，但不可盲目照搬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