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而言，再好的经济形势也有坏企业，再坏的经济形势也有好企业，就看怎么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决策。分析经济增长的曲线变动,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20个季度从高位向下行，目前经济增长还没有明确的回升信号，大多数指标是偏弱的。从供给和需求指标分析，国内需求疲软，外需增长不如预期，投资在不断放缓，消费增长平缓，出口增长低于往年，工业增长已经从高位连续20个季度滑落，企业经济效益增长连续下滑，制造业PMI也连续多月下降。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国际也来自国内。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化对中国有利也有挑战2015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已经推出欧版QE，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安倍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宽松政策。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房地产开始复苏、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于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最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也带来挑战。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就会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诸多国家开始竞相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将对2015年国内经济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为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可以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比如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开垄断部门、国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叫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是这种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例如：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亿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的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亿人，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而且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还有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需要的投资是巨量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15个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周边的十几个城市和武汉相连；上游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等产业集群等等。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11个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电管网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陆丝”，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陆丝和海丝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向西实行欧亚一体化，向东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将加强与拉美、非洲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出5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中国出400亿美元；打通中国－东盟渠道，中国出200亿美元等。（四）今年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2014年以来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9月30日房贷政策调整；10月份到11月份，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超一万亿；11月22日降息，12月27日央行387号文件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又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元货币。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2015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构成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就像习总书记说的“新常态”。第一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速转换。第二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0万亿了，63.6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也受到国际市场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将会获益，这种博弈跟过去30多年以来不一样，过去是各个行业都在扩张做大，大家都能赚钱，差距不过是你赚得多、他赚得少而已。现在，结构调整到了传统产业被淘汰转移，会使一部分人丧失就业岗位而利益受损；新兴产业成长上升，又使一部分人从发展创新中受益，但由于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获益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O2O）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爆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下降了。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依然太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压缩“三公”消费，把以往豪华的、奢侈的、超常规的GDP挤掉，使膨胀的消费消了肿。但消肿以后，私人消费增长填补不了公共消费减少的那一块，所以总消费“池”的水没增加多少。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为什么？首先，居民消费倾向低影响消费。2014年第四季度央行对50个城市的两万居民问卷结果显示，81.3%居民愿意多投资多储蓄，仅有18.7%的居民倾向更多消费。这么多人愿意多储蓄，消费增长能加快吗？储蓄等于什么？储蓄长期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产能等于国内消费加出口，当国内消费不足、出口乏力时，我国将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压力。居民消费不足，消费动力不强，关键是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还有社会保障水平太低。我国城乡居民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没钱不能消费，二是有钱不敢消费，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实际上，引起中国消费动力不足的关键是，有40%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没有解决消费动力问题。我国40%的中低收入阶层，除了日常消费外，一生只能干四件大事，买房子或建房子，结婚生子，子女教育，看病养老。如果这些人收入水平不提高，后顾之忧解决不了，消费正常增长将是不可能的。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我国的GDP绝对不能与美国以及发达国家比，为什么？第一，在GDP中我国的投资比重过高，西方国家是消费比重高，GDP中消费比重越高与居民福利距离就越近。因为，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本身就是居民的直接福利。第二，我国的GDP质量差，发达经济体盖栋房子一百年不拆，我们盖一个房子几十年就拆了；建一座桥一百年不拆，我们有的不到两年就塌了。第三，我国投资中还有许多“高大上”建设，跟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福利太遥远，大广场、现代化剧院、豪华政府大楼、摩天大厦、各种现代化会议中心等，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福利是非常少的 。所以长期高投资并不能将中国带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当前我国消费和储蓄比，储蓄永远快于消费。过去14年中国总消费增加了5.7倍多，储蓄增加了8.2倍。消费慢于储蓄，最后结果只能是储蓄支撑投资加快增长，投资加快增长加剧产能过剩矛盾。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坏的GDP，当这些坏的GDP被淘汰后，绿色的、好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然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不会太快的 。最后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今年可能不会出现明显抬头倾向，一、二线城市可能趋稳，三、四线城市还会延续微弱下行，全国总体趋稳，既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出现大幅度滑坡。但是，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一般要占我国总投资的55%以上，制造业不景气，房地产不回升，总投资也难以有起色，这将直接影响今年经济增长。结论与建议基于以上因素，2015年形势判断是，国际形势有收有放复杂化，国内形势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不会高于2014年。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一是建议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还有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三是加快改革的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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