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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开始了，如何让中国经济这艘大船走得更稳更好？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必再担心中国经济会垮掉。2014年，在政治上，强力反腐不仅传递出新一代领导人锐意进取的决心和意志，更显示出其坚实、强大的执行力；同时，“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使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得以落地。在经济上，大刀阔斧促改革，明确市场配置资源主线，努力简政放权，逐渐打破垄断。尤其是国务院43号文，规范地方债务行为，其意义不亚于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房地产风险也正在回落，“以时间换空间”策略初显成效；去掉了金融危机和楼市危机的大患，又以法治改革打破利益阻挠，通过实现“人”的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再加上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的保驾护航，“中国崩溃论”可暂时闭耳不听了。
只是，笔者还担心两大隐形风险：全要素生产率下滑导致的经济烂掉的风险，以及人口红利快速消退未富先老导致的经济活力丧失的风险。全要素生产率风险指的是增长全靠投入而效率很差，从而在投入耗尽后经济突然崩溃。典型例子是苏联和东亚。它们都在高速增长后突然崩溃，皆因全要素生产率出了问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10年后快速下滑，这是笔者最担心的风险。大量研究表明，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85%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有关。
未富先老的风险是指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的经济活力下降。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能保持经济活力，更不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30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 D P在16000美元才告别高速增长。我们人均G D P还不到一万美元，增长就要换挡，原因何在？当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占了大约15%，2020年预计将超过20%，中国曾经的人口红利突然变成了今天的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而言，人口负债是很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当年日本经济崩溃的背后元凶。
中国经济增长能跑过人口老龄化吗？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中国梦能否变为现实，未来十年很关键，而2015年的破局则更为重要。
该怎么办？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分为两种：一是主张从供给侧发力，大力改善供给，实施经济结构升级。也就是主张以改革促发展，比如打破垄断、搞活市场、给企业减税等。另一种是主张从需求端发力，适当刺激需求，帮助经济渡过难关。也就是主张要保增长，比如呼吁降准降息、加大政府投资、松绑房地产调控等。究竟哪种观点正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970年到1983年，美国“滞胀”13年。经济学上的“滞胀”是指增长停滞、失业率增加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现象。后来的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处于低潮、出口贸易份额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是美国经济“滞”的根本原因，而以赤字为主的扩张式财政政策和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双双“失灵”是美国经济“胀”的幕后推手。解决美国的“滞胀”问题，当时的经济学界主张有三派：供给学派主张增加供给来抑制成本上升；凯恩斯需求学派主张刺激需求先解决“滞”的问题；货币学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问题，所以主张先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美国政府当时没有单独接受某一派的学说，而是兼蓄并举，综合了各个学派的主张：以凯恩斯的需求理论作为宏观调控的依据；以供给学派的减税和放松市场管制来促进科技创新；以货币学派的总量控制来稳定货币市场。最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再次领先于世界经济。
回过头来看当下中国，美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促改革与稳增长，改善供给与拉动需求，并非绝对的对立或者谁对谁错，二者可以平衡、统一吸纳。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促改革”，一面是“稳增长”。要看具体情形，经济下滑时，可能会倾向“稳增长”多一点，经济企稳时，可能会倾向“促改革”多一点，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一直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审慎性。
据此，2015年，在促改革与稳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应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只是笔者以为，相较于2014年，2015年宏观调控可能偏向于“稳增长”会稍多一点。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现有的改革大多只是刚刚起步，要想在2015年就见到明显的改革红利不太现实，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的压力仍然较大，出于“保底线”的需要，诸如降准降息、稳定房地产市场、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保增长”措施仍应陆续出台。第二，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经济放缓可能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风险过早暴露。例如，地方债的改革有利于消除整体风险以及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但在短期可能会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增长动力甚至消极怠工，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不衰减是一个新的课题。再比如，2014年以来，高杠杆水平的企业部门的偿债能力因利润暴跌而承压，企业的违约风险可能会传导至影子银行业体系和正式银行业部门，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持合适的流动性和一定的经济增速就很有必要。第三，目前中国还没有找到替代传统增长模式的更好模式，而改革正是拿传统模式开刀，如果下刀太快太狠，转型没有成功，企业就死掉了一片，这是得不偿失的。
综合来看，对中国而言，放弃促改革肯定不会，但放弃稳增长也是万万不可。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