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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思辩：需求侧管理 vs 供给侧改革”分论坛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而产生的负作用、社会不认同明显上升了，这里并不否定前面4万亿实践有很多可取之处。
我们这个单元题目涉及非常宏大的，整个经济学框架方面，怎么样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几年前冲击世界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体前面还有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中国90年代后总体调控思路是延续需求管理的思路，这里面起主导作用是凯恩斯革命一套经济共识。但是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是中国，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观察一下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比如美国。我们比较直言不讳指出他决定性的调控事件实际上和他的主流教科书有明显的不一致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美国他应对冲击是要有区别对待的一系列的斟酌。比如雷曼兄弟事件上斟酌之后是不救，不救结果他看到后，调控当局后面事件里更多是救两房、救花旗等等，当然这里面的规范性要注意。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供给侧操作的，以后足以影响全局的事件。在我们中国人领会的所有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总结里面，和实际调控对应性这种认知是不清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在这些具体信息基础上把中外所有事件打通后，回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角度来认识我们怎么样提升经济学总体框架。在这方面我跟前面发言者很多方面共通，但是在有些着眼点有些区别。比如张维迎教授说到的他的崇尚企业家精神、驱动力来源等等，我都是认同的。但是另外一个表述我跟张维迎教授有区别，我认为我们无法回避政府要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在资源配置角度来说，市场在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发挥辅助性作用。我认为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更多吸取西方主流经济学知识，用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反周期调控，再往前走的空间明显收窄，换句话说4万亿2.0版出台的可能性空间明显收窄，而产生的负作用、社会不认同明显上升了，这里并不否定前面4万亿实践有很多可取之处。我们4万亿里有明显的结构导向，他配出了一整套的所谓的不同行业的种种要求，这都是在需求侧发力后，供给侧区别对待。
但是总体来说仍然不清晰，不清晰在哪？我们供给侧和需求管理有区别的，当然也要借鉴需求管理成功之处提升的这样一套在理论框架上没有形成，我们试图讨论怎么进一步把供给管理层东西开掘出来，显然比需求管理要复杂得多，有一大堆变量，有一大堆区别对待，对中国这个不完全竞争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讨论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发挥应有作用它的客观的前提，在这个框架认识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简要地说，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必须承认需求的原生意义，但是人类历史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供给侧变革一步一步提升，从石器时代到现在，供给侧变革的升级决定了现在。只要我们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动会形成一个好的结构，不需要经济学家做展开讨论，而现在世界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完全竞争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们还必须展开对这种复杂变量供给侧的分析和认识，这里面中国人特别要看重的是美国供给学派给了我们很好启示，怎么样通过减税等等措施，中国必须施加上另外一套前人讨论不足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这个改革进入深水期后，现在困难重重，中国供给侧发力，怎么样打造升级版这种应对资源环境贸易凸显压力的这种调控需要，必须结合面对中国人际关系、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问题矛盾凸现等等一套合在一起，从人到物要打通供给侧认识，要把需求侧所有的经济学认识成果，还有制度经济学这方面认识合在一起打通的体系，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探索和努力。
贾康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