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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继续推进一切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一场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是要把错安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当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应当承认，我们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还很不到位，这里既有认识层面的问题，也有利益层面的问题，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市场经济的魅力无与伦比
新近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佼佼者。
市场经济的魅力无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较早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无疑是经济强国。然而在17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当人类历史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那些率先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820年—1990年这170年间，人均收入增长英国翻了10倍、德国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
马克思、恩格斯也充分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深刻地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他们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表现在生产力质的飞跃上，作为这一判断的基本证明就是三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760年—1840年，由英国领导。几十年后，美国、法国以及德国也紧随其后。这次工业革命划时代的代表性产品是蒸汽机以及工厂生产的棉纺织品、铁器以及陶瓷等。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年—1950年，领导这次工业革命的有美国、英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通讯和交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首先出现了电报和铁路，接着又出现了电话、汽车、卡车、飞机等工具。生产越来越多的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动力，公司制度得到广泛发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还出现了第一批商学院。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一大批耐用消费品，汽车、收音机、家用电器以及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主流。在这个时期的末尾还出现了抗生素。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950年至今，由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导。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经济或知识性工作的兴起。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服务业中的从业人员超过了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总和。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在数量上迅猛上升。这些变化使得经理人员以及服务于商业部门的其他专业人士，如会计、工程师、律师和顾问等人数迅速增长。新近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佼佼者。
以三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和演进向我们说明：在市场经济特有机制的推动下，这种发展具有加速趋势，是没有尽头的，且科技含量会越来越高，以致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创新”是市场经济这架永动机的产品。
中国经济发展更是证明了市场经济的魅力。中国真正的经济发展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漫长的自然经济历史只不过是偶然的风调雨顺和经常发生的饥荒不断交替的历史。而计划经济又因其本身的低效在全世界被淘汰。理论分析和已有历史证明，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的经济体制。
危机只会使市场经济更加成熟，而不应怀疑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本身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博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完结。
尽管市场经济有着无穷魅力，在全世界都被证明是成功的，然而由2008年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还是给人们提供了怀疑市场经济的契机，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有着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虽然接受了市场经济，但一遇到所谓的问题，政府就出手遏止市场。每一次所谓的成功都使政府增强了“自信”，从而又加大了进一步地干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借尸还魂，发改委的背景就是原来的计划经济委员会，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调控经济。
人们习惯于抽象地谈论经济的体制、机制，其实，危机、竞争、兼并重组和破产本身就是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过程。去掉危机、竞争、兼并重组和破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就成了一个空壳。必须明白，通常是经济快速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暴露了经济制度方面的漏洞，危机不过是必要的调整和修理。对于“危机”的认识，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彻底地重新认识。进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本身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博弈中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完结。
在计划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家搞市场经济，最关键的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世界上计划经济体制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历史上基本上都是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社会”的集权社会，这些国家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由于历史的、认识方面的原因，通常难以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到我国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此：
第一，我们不能把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天不足归结于市场经济本身，把由于市场经济不健全而产生的问题归结于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为借口干预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正在建设的，有的地方是割裂的、零碎的，甚至存在着“四不像”问题，这种“四不像”当然发挥不了健全的市场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二，我们不应过分强调特殊性。在我国这样有着集权历史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由于“路径依赖”或者“遗传”，人们根本不用担心其特殊性，过分强调特殊性会搞成“四不像”。这种“四不像”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1）过分强调和保护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使民营企业不能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2）过多或过于频繁地干预市场，并因此诱发人们的短期行为和经济波动。（3）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直接上项目，血拼GDP，甚至和污染企业站在一起，忽略了其本身应当承担的社会公共目标的职能。（4）在强调特殊性的情况下，政府通常有更大权力，掌握着更多资源，当把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市场经济的自由结合起来的时候就更容易产生腐败。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应当考虑市场经济的共同性，努力寻求特殊性和共同性的最佳契合点。
第三，我们不应当怀疑经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应当积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这一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
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的最基本功能是政府提供社会经济运行所必须的，企业又不愿意干的，政府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而资源配置则是市场的天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比政治家或立法家的判断要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别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的、荒唐的、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亚当·斯密具体论述了政府的职能，即第一是提供公共安全。斯密说，“君主的义务，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第二是提供法律秩序和社会公正。斯密说，“君主的第二个义务是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换言之，就是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第三是提供其他公共产品。斯密说，“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如果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绝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 ”斯密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公共产品。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代经济学进行了继往开来的研究，在大致框架的划分上，基本上没有超越亚当·斯密的论述。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也基本上遵守了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我们看不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频繁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也看不到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更看不到这些国家唯GDP马首是瞻。正因为政府扮演了它应当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体制才是高效的。
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继续推进一切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继续推进一切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一场打破利益格局的改革，是要把错安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作为一个类比，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的，计划经济迄今依然痕迹很浓，甚至有不少封建社会残留的东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对这些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东西进行彻底改革。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