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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2008年年底，国家启动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到2009年底，政府投资是6800亿，银行信贷大约增加9.6万亿，加起来实际上远远超过4万亿。根据我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我国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只有2.4%。由于有了这个经济刺激计划，达到了9.2%，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的经济刺激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产能的过剩。据报道，在24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21个产能过剩。钢铁行业，目前有6亿多吨产量，但是过剩的产能有2亿吨，如果每吨产能的投资以5000元计算，就是1万亿的资金。这笔投资在投入的时候拉动了GDP，因为投入时要购买生产资料，还有一部分投资会通过工资转化成为消费。但是它以后就再也不能继续拉动GDP了。二是库存的积压。由于外需的减少和国内的产能过剩，以及产品的内需不足，产品就会积压。但是产品积压从GDP上反映不出来，因为我国的GDP是用生产法计算的，生产出来就算，因此不能反映库存的情况。这和支出法、收入法计算的结果不完全是一样的。三是投资效益的下降。衡量投资效益有两个直观的指标。一是投资的弹性，就是投资增长1%，GDP增长多少。一般来说，投资的弹性系数至少应该是0.7。但是我国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才增长了9.2%，投资的弹性只有0.3。另一个较明显、直观的指标是投资转化率，就是投入1元钱，能增加多少元GDP（以不变价格算）。我国这个指标最高的时候曾经接近过1，但是近几年来，都是在0.25左右。当然投资效益较低可能有“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收益慢的原因，以及一些无效的投资。即使考虑这些原因，我国的投资效益的降低还是严重的。四是环境成本的大量增加。我们曾专门测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3.5%。而当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10.4%。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一代对环境的债务，留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五是大量货币投放造成的问题。首先就是引发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造成了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或者说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这个问题在2010年和2011年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问题是地方债务的迅速增加。当然有人说，地方债务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中央政府还有很大的财力，部分省市也有一定财力。但是如果都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话，那不就意味着鼓励赖帐吗？如果变成银行坏帐的话，那不就变成老百姓的损失吗？危险就在这里。第三个问题是资产泡沫的上升。2009年上半年本来经济情况不好，但是股市却从1664点上到了3300点，经过我们分析和测算，原因就在于，2009年1季度，我国银行信贷增加了4.6万亿。4.6万亿的信贷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他们没有收益较好的项目，也不甘心把钱拿在手中，于是大概有1.9万亿进入股市，结果抬高了股市。但是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好，到2009年下半年，大约有1.1万亿资金撤出，股市就跌下来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三个“外转内”。中央认真地总结了2009年的经验教训以后，提出一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做到三个“外转内”。一是从过多依靠外需，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要依靠国内消费，首先要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消费，这就需要有制度性的安排，包括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工资与通货膨胀联动，职工报酬随劳动生产率上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适度推进信贷消费等；其次要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于消费，不会为子女上学贵、看病贵、养老难等因素而不敢花钱。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企业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乔布斯”，总是能不断推出新产品吸引大家消费。因此消费拉动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当然，我们说更多地依靠内需，并不是说不重视外贸，而是要注意在外贸产品结构上从低端产品逐渐向高端产品提升，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二是从外延型增长转为内涵型增长。外延型增长就是做加法，比如城市发展“摊大饼式”的扩张，这就是外延型的增长。今后城市发展不能走这样的道路，而是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内涵型增长现在国外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智慧城市，包括精明增长、绿色建筑等。精明增长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利用土地；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内涵型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降低环境成本等方面来实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要降低物质消耗，提升每一单位物质消耗所创造财富的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比投资拉动增长的难度要大得多，但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另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生产的环境成本也很重要。三是从外生性动力向内生性动力转变。所谓外生性动力，主是指靠依靠银行贷款、政府的优惠政策等推动发展，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内在的动力来更好地实现发展。我认为，一要提倡创新，鼓励大家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为地区的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二是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的素质。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技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培养创新能力，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可以保证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后天。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三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
改革攻坚要处理好四大关系。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回顾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我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作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违反宪法的一定要撤销。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依法治官，我国政府对民众处于强势，如果政府官员不守法，如何能让民众守法？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会因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由此可见，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因此二者需要兼顾，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是不应违反价值规律。价格不应过分背离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就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就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二是不应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有关部门认为电厂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三天开四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三是不应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政府不应保护垄断，限制竞争，而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但尚未完全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集中的力量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当然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在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