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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金融信贷政策，应注重加强服务和风险防控并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杜晓山10月29日在“中国农村金融问题”论坛上说，目前应在国家货币总量控制不变的前提下，调整资金投向的结构，即控制“两高一剩”产业信贷，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倾斜。
“中国农村金融问题”论坛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主办，讨论国际金融背景下的中国农村风险管理。同日发布了新书《中国农村金融风险若干问题研究》。
杜晓山建议，应通过差异化优惠政策，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的积极性。具体措施有，第一，差别化准备金政策仍有必要；第二，计算金融机构信贷增速时，允许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信贷进行扣除；第三，财政可以给予坏账核销、贴息、降低相关经营税率等优惠政策；第四，监管部门在提高房地产、融资平台贷款等资本计提权重的同时，下调小微企业和“三农”等的资本计提权重。
作为农村基层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的风险管理始终是个难题。中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同生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随着农信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信贷风险也日渐显现，不良信贷资产额和不良资产比率也直线上升。
如何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有效防范风险，成为农信社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同生辉认为，农信社信贷风险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农信社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担保抵押流于形式，信贷资产质量反映不够真实，贷款管理不严、内控制度乏力，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信息反馈不及时、不准确等。
同生辉指出，一般农信社借款是自上而下，先取得上级贷款意向，再向下逐级办理，致使基层农信社信贷人员错误认为，既然上级已有贷款意向，就遵照办理。这种与商业银行自下而上实行贷款营销的逆程序操作，导致相当一部分信贷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甚至出现第一手调查材料就存在虚假、谎报、瞒报等不真实反映的瑕疵行为。
杜彦坤认为，在财政、社会、外资、农民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正规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发挥功能，造成农村社会投融资主体缺失，导致“三农”问题加剧，“马太效应”非常明显。他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是“三农问题”的瓶颈，现有农村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改革重点之一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除了农信社风险上升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三部副总经理杜彦坤指出，农村资金严重外流，县域金融体系萎缩，也是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突出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收缩网点，上收管理权限、高存差普遍，银行、邮政资金向城市转移。1998-2002年四大商业银行撤并3.1万个网点，仍在继续。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金融渠道农村资金净流出总额约1万亿元。
对于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思路，杜彦坤认为，应由国家注资，保持政策性银行定位不变，政策性业务与自营性业务分账经营；改革目标应是拓宽领域，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分账核算，财务可持续；改革方向是实现三个转变，由农业发展银行向农村发展银行、传统政策银行向现代农业政策银行的转型、单一业务经营向多元业务经营；形成以粮棉油收购、储备、调销贷款业务为主体，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一体两翼”业务发展格局。
作为对正规金融的补充，杜晓山建议，应鼓励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规范化、阳光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设法开通有钱人的钱流向需要钱的人的资金渠道。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的发展。构建起低成本、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
经济学家茅于轼则呼吁，“应给高利贷平反。”
对此，茅于轼给出了五点理由，即资金应该给出价最高的人使用。如果将资金的使用权拍卖，肯定发生高利贷；长期以来人们只看见高利贷剥削的一面，没看见高利贷在资金分配方面的合理性；利息率高是因为资金供不应求，压低利息率的方法是增加资金的供给；同时需要沟通信息；当今可以利用互联网，不光有拍卖，也可以招标，招标和拍卖同步，可以使利息率降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曙光也认为，民间借贷实际上跟正规金融一样，都属于从事金融业，其安全性靠监管和自律，不能期待运用某个政策把民间借贷取缔掉；要制定一定的机制和制度框架，让民间资本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民间金融需要完善的立法，应尽快制定通过《民间借贷法》，让合法、规范的民间金融走到阳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