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创新动能有所增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我们将从新时代与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评估及措施四个方面出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展评估及展望”这一主题进行深入阐述。一、新时代与双供给侧改革（一）新时代包涵双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涵义是丰富的，可从经济、金融、财税、政治和国际5个维度加以全面解读。1.经济新时代经济新时代，是指进行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就补短板这一方面，党中央明确提出基建补短板，重点是铁路、公路与机场。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这些情况都为我们经济结构的转换、经济动能的换挡提出一些新的要求。2.财税新时代财税新时代，是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减税降费，改善营商环境，宏观政策要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也就是说，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上，我们要加大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3.金融新时代金融新时代，是指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由宽松进入稳健，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摆在第一位的。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结构性去杠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输入性风险。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4.政治新时代政治新时代，是指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突出体现在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治理，强调企业的合规管理，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合规管理，包括国际经贸往来中的合规管理。5.国际新时代国际新时代，是指我们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系遭受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同时，这一系列变化也使我国的价值链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二）双供给侧改革的关系双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改革是什么关系？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经济运行决定金融运行，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运行的根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能跳过实体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所以说，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立国之本，也是金融健康运行的根本，即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金融稳定的基石。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的金融发展就会成为金融泡沫，带来金融稳定性问题。第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保障。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的金融国策，也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的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金融业的立身之本，使金融业的发展质量更高、更稳定，也是金融机构的成熟商业模式。同时，融资难、融资贵也是改革的一种阻力，解决这一问题能够为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必要条件。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一）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第一，经济的增长从高速增长切换到中高速增长。现在，我们经济的增长速度基本是在百分之六点几，属于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动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转换。在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我们要追求的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是不可兼得的，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一种经验总结。从1978年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价格改革，建立了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释放了制度红利。从1993年到2000年，我们以分税制改革、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以及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为契机，完成了财政金融改革，使改革红利得以集中显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1年，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嵌入全球价值链，使改革红利得以大范围释放，也从国际分工中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动能。2012年开始，我们开始了增长动能的转换，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第二，新旧动能转换。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工业在退潮，服务业在兴起。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贡献率现在越来越低，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已经提高到60%左右。在这个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新的业态逐步得到体现，如信息技术、软件、租赁和商业服务等行业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传统业态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如建筑业。新的业态在崛起，表明我们经济增长的动能是不断转换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和升级。在能源结构方面，我们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新旧动能的转换。传统的能源，如煤炭、原油等，所占的比重在下降；新能源，如水电、核电、风电等，所占的比重显著提升，说明我们的能源结构也处于优化中。（二）三大制约因素现在，我们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动能转换的三大制约因素：第一，人口红利消失。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年龄的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根据《中国生育报告2019》，我国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创1949年以来除自然灾害时期外的新低。2018年出生率降到10.94‰，创1949年以来新低；总和生育率降至1.52。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根据《中国生育报告2019》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至7.5亿，即减少了约24%。劳动力总量的萎缩，将使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进而导致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地方迁移。第二，粗放投入与债务扩张。这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的杠杆率在提高，债务负担在加重。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以债务扩张为代价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第三，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前的“孔雀东南飞”到现在变成了“北燕南飞”。2015年到2017年间，我们经济增长比较快的，要么是南方地区，要么是西北地区和西藏。其中，西北地区、西藏以及部分南方地区发展较快是因为基数较小，所以呈现出来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而北方地区则发展得比较缓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劳动人口也是在往南边跑的。常住外来人口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城市里，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其余都是南方城市；人均储蓄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南方城市；人口净流入排名前四位的省份也都是南方省份；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南方的经济在全国GDP的比重上升到62%，北方下降到38%；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6次报告》认定的综合竞争力十强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其余都是南方城市；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十强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9个，北方则只有北京；在科创板首批名单里的9家企业中，位于南方的企业有8家；2018年1至10月份全国各城市本、外地存款余额前十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里只有两个，其余八个城市都是南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口流动的不平衡、金融资源的不平衡。（三）“三去一降一补”1.“三去”第一，去产能。2018年以来，我们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是在下降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如一定程度的出口受阻成为我们“去产能”的一个阻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采矿、汽车制造、有色金属等方面的产能利用率是在增加的。此外，以钢材为例，我们的库存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毛利率下降得也不明显，说明我们“去产能”还有不少路要走。第二，去库存。目前，大部分行业的存货周转率是加快的，只有少部分行业在减慢，表明我们“去库存”的力度较大，整体情况较好，只有局部行业的库存在增加，如汽车制造、批发零售等。其中，汽车制造业的库存增加较为明显，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第三，去杠杆。按央行统计的5000户工业企业来看，2017年以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在下降，下降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表明我们“去杠杆”的力度是比较大的。2.“一降”“一降”就是降成本。在降成本的进程中，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在2018年年底有所反弹，其中民营企业的反弹相对明显。其中，从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来看，2019年2月以来，由于改革措施的到位，降低幅度是比较大的。3.“一补”“一补”就是基建补短板。在基建补短板的进程中，国有企业在固定投资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负增长趋势；民营企业的增长幅度先是较大，但最近也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由原来的25%以上下滑至10%，外资固定投资也不是特别稳定。这一系列情况表明企业基建补短板的意愿有待进一步加强。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总体上，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上有待加强。我们要解决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传导问题，破除传导障碍，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肠梗阻”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着力解决这些痛点问题、疑难杂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单位产值消耗的信贷资金在边际上是递增的，表现为每单位GDP需要多少贷款来驱动这一数值在增加。换言之，金融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或信贷资金的消耗系数是增加的。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凸显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式仍然是要素驱动型、粗放型的，这是我们在以后的改革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二）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缓解情况1.从融资贵到融资难从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来看，我们能够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之间的差别时大时小。这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我们对影子银行采取包容性监管政策。在影子银行发展迅速的时候，大量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银行表外业务，被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甚至房地产，其所产生的是融资贵而不是融资难的问题。其后，我们开始加强监管，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使银行表外业务重新回到表内，于是产生了融资难的问题，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之间差距也越来越小。2.资金空转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每年很多新增的货币投放，实体经济拿到的是很有限的，其余的钱则在金融体系里空转，如搞各种资管产品，每转一个环节就要产生手续费或通道费，越转资金成本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好这种资金空转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激发金融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意愿和积极性，既要做供给侧的文章，又要做需求侧的文章，这两个文章都做好了，才能真正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3.信用利差与融资成本融资贵问题也表现在银行毛利率和产业债的信用利差等方面。目前，产业债信用利差的情况是期限越短的融资成本越贵、期限越长的越便宜，两者呈负相关。我们一般认为正常情况应该是期限越短越便宜、期限越长越贵。不过可喜的是，目前的趋势是短期的利率在下降、长期的利率在上升，即债券市场定价体系正在纠偏。首先，不同信用级别的信用利差变化，导致融资成本差异明显。2016年以来，2A+和2A级产业债的利率上升较快，3A级的利率则没有增加多少。截至2019年5月23日，3A级债券的融资成本降低了0.17个百分点，2A+的成本增加了半个百分点，2A的成本增加了0.4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融资贵问题主要发生在2A+和2A这两个级别，也就是评级相对差一点的融资成本相对更高。其次，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成本差异明显。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较快，国企的融资成本则在下降。最后，不同省份的融资成本差异明显。我们通过同时期数据发现，信用利差（融资成本）前三的省份，同时也是融资成本增加较快的三个省份，是海南、重庆、贵州。其中，海南的信用利差接近5个百分点，重庆是4.65个百分点，贵州是4.34个百分点。融资成本较低的几个省份有：北京，信用利差0.65个百分点；广东，0.81个百分点；上海，0.82个百分点；江西，0.9个百分点；陕西，0.99个百分点。不同省份的融资成本差异决定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整体上，以同时期数据来看，融资成本增加的省份有15个，下降的有16个。其中，融资成本增加较多的省份是：重庆，增加了2.77个百分点；贵州，增加了1.92个百分点；吉林，增加了0.81个百分点；广西，增加了0.55个百分点；海南，增加了0.38个百分点。与融资成本前三的省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融资成本高的地方也是成本增加较多的地方。反而融资成本减少较多的省份，包括辽宁、甘肃、江苏、安徽、江西，与融资成本较低的省份之间，只有一个省份是重合的。四、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评估及措施（一）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的总体评估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发展质量有所提高，创新动能有所增强，但新旧动能转换受到人口红利消失、债务压力加大和区域发展失衡的制约。所以，我们要破解三大制约因素，使新旧动能的转换更加顺畅，加速创新驱动和高质量的发展。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进展顺利，“一降”出现费用下降但成本反弹的迹象，“一补”则存在基建补短板的意愿有所下滑的问题。第三，双供给侧改革尚未形成协同效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能有效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松与资金紧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第四，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呈现阶段性特征，即在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之前表现为融资贵问题，清理整顿影子银行之后表现为融资难问题。第五，融资贵集中体现在银行业毛利率较高，表现在较高的存贷利差上。第六，融资贵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较短的期限、较低的资信等级、私营企业和部分省份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京沪粤的融资成本相对最低。（二）新时代推进双供给侧改革的措施第一，促消费促转型。我们要把目前以投资来驱动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消费来推动。我们通过近年来的消费品销售总额可以看到，2019年4月同比仅增加了7.2%，消费总体低迷，其中汽车产销量已连续11个月出现负增长。对此，在下调消费税之前，我们还要解决好两大基础性问题：一是破除销售渠道的垄断，即：如果销售渠道是垄断的，减税也只是减给了商家，没有惠及消费者；二是解决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即：由于收入转化为消费的能力存在差距，即使通过减税增加了收入，处于边界的部分人群的消费倾向仍然比较低，要想让收入转化为消费就要解决好后顾之忧的问题。第二，减税降费。目前，费用下降、成本反弹最终不一定减轻了企业负担。对此，我们要切实解决成本反弹的问题，提前做好功课，防止产业转移及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第三，加强金融改革与监管之间的协同。我们要对影子银行风险相对可控的部分实施包容性监管，如对P2P等风险大的部分做到了严厉整顿，对一些风险小的部分则要在包容性监管的基础上兼顾效率；要加大银行业竞争，大力降低存贷利差，优化银行基层信贷考核，提高货币供给向资金供给的转换效率，最终打通“肠梗阻”问题，解决好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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