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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中国社科院“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智库论坛第三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发表题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成效和经验”的主题演讲。谢伏瞻表示，1994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汇率改革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汇率改革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抵御了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加快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三次汇率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出台了哪些措施？改革开放40年，汇率改革有哪些成功经验？取得了哪些成效？谢伏瞻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协调办公室承办，新华网思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办。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各位同事，大家早上好！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前，我们党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果断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四十年来，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实现了我党理论创新的又一次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十年来，我国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奇迹。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今天选取的主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我和余永定老师一起和大家交流，我主要从政策和决策层面讲点认识和体会，真正的抛砖引玉，余老师就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和学术问题以及汇率改革中的重大问题系统讲解。我讲的不妥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作为两种货币的兑换价格，是宏观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变量。汇率制度的选择既受到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体量的大小、发展阶段等很多重要因素密切相关。反过来，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变动以及人民福祉，因此，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一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主要进程，第二是宏观成效，第三是基本经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哪些重要历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40年当中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早期相对来讲步伐比较小，这与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相适应的。概括起来，我们有三次比较大的形成机制改革和八次小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汇率制，从1981年到1984年，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内部结算价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年到1993年，采取的是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的结算价。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从我们国家当时的开放程度来考虑，同时也与整个市场机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当时外汇资源稀缺，就鼓励创汇，一点点地放开，对出口企业允许有一些外汇留成，这样拿到外汇调剂市场进行结算，外汇调剂价格比官方汇率要高一些。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入，当时的汇率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的需要，所以在1994年，国务院推出了一次比较重要的汇改。从经济层面上来讲，1993年的CPI达到14.7%，GDP增速13.9%，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高达61.8%。同时，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逆差，当年的外贸逆差达到了122.2亿美元，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12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价是5.76。在这种背景下，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贬值的压力急剧上升，外汇调剂价格明显高于官方价格，官方汇率处于明显的高估状态。另外，从中央决策来讲，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应该说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起到了奠基作用。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协调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当时大的宏观背景，1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出台的措施一是汇率并轨，把过去长期实行的双轨制的汇率改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是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实行结售汇制度；三是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交易市场；四是实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基本内容。1994年汇改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稳定了汇率水平。在改革之初，多数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难以稳定在8.7，会贬值至9甚至10以上，但是汇率并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4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从年初的8.7升值到了8.5。其次是缓解了资本外流的压力，从资本流动来看，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275亿美元，1994年337亿美元，扭转了改革前资本流出的趋势。再次是增强了贸易竞争力，1994年出口增长31.9%，进口增长11.3%，当年扭转贸易逆差，实现53.9亿美元顺差；1995年出口增长23%，进口增长14.3%，顺差扩大至167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93年底的212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末的516亿美元，此后几年继续大幅增长。总的来说，1994年汇改是比较成功的，这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再介绍一下2005年的汇改，中间价成为了政策风向标，这次改革的背景是怎样的呢？值得注意的一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个是美国爆发了“9·11”事件，且互联网泡沫破灭。另外，美联储当年11次调降基准利率，从上年末的6.5%调降至1.75%，2002年和2003年继续调降利率，短期资本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对我们国家来说，2000年到2005年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经常账户的顺差，从200亿美元上涨到1300亿美元，其次是实际使用的FDI从400亿美元上升到60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从20亿美元暴增至912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55亿美元增长到8188亿美元。2000-2005年，整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2005年GDP增速已经达到11.4%。2005年全年居民和企业净结汇的金额达到2800亿美元，人民币在这个时候面临着比较大的升值压力。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金融改革方面，一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夯实金融微观基础；二是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03年以后，我们金融发展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夯实，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加快，剥离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通过股份制改革方案。2005年建行上市，同年工行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2006年中行和工行上市，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形成，金融监管能力得到提高。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改革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改变早先的人民币盯住美元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一次性升值2.1%，从8.28升至8.11；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由参考上日银行间市场加权平均价确定，改为参考上日收盘价，但维持人民币汇率日浮动区间±0.3%不变。2006年1月4日，央行进一步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和询价交易机制，改变中间价的定价方式。2005年汇改的成效也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有效应对了中国入市面临的挑战，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2005年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成了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海外的离岸市场开展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特别是香港的离岸市场日益活跃，为人民币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次汇改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改变。同时，这个时期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为我们增强了走出去的实力。第二次改革，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可以说1994年的汇改，让我们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2005年的汇改，让我们也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第三次就是2015年的汇改，这是向浮动汇率转变的一次有益尝试。这次改革的背景，一是中国的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这三个特征比较明显。二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四是国际收支区域基本平衡，2015年第二季度，经常账户项目顺差约为760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约为500亿美元，总体形成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搭配的格局。五是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六是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水平，不存在大幅升值和贬值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了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大报告中讲到了逐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十三五”规划纲要又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走出去。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这次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间价报价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要参考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汇率。在这个过程中，后来为了保持人民币稳定，在2015年12月11日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此后，在收盘价基础上，又进一步引入了一篮子货币以及逆周期因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一是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因为汇率这个变量确实非常重要，既关系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平衡，也关系到我们国内经济比价关系的调整，还关系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应该说汇率机制改革总体上循序渐进，与我们改革大的进程是相一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国际经贸环境。过去40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改革生产要素价格、扩大进口等组合政策措施，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再有就是对外开放的水平显著提高，“引进来”“走出去”步伐大大加快，促进中国工业体系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了中国整体经济参与全球市场的深度。第二是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提高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占比，保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格局，避免了经济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出现大起大落。另外，经济内部失衡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不断提高，由2012年的44.9%上升到2017年的58.8%；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由2012年的54.9%上升到2017年的58.8%，经济增长的模式由投资拉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再有就是外部失衡也得到的缓解，改变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从2014年8月份的历史高点逐步下降，短期资本流动趋于平衡。第三是完善了国内的资本市场，抵御了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逐步推进，截至2017年末，根据IMF分类的7个大项目和40个小项目中，有34项均实现了全部或部分可兑换，完全不可兑换的小项目6个，主要与衍生品交易、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股票、个人外币贷款等相关。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汇率水平基本在一个合理水平，最重要的是有效应对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第四是加快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推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频率和规模稳步增加，离岸市场迅速发展。SWIFT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人民币在国际收支货币中的份额为1.66%，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截至2017年末，人民银行陆续与37个国家和地区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金额超过3.3万亿元，互换功能由维护金融稳定为主延伸到维护金融稳定和便利双边贸易投资并重。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带动下，境外人民币业务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末，香港人民币存款总计5591亿元，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总计4184亿元。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突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哪些成功经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经验。第一方面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始终遵循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逐步减少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干预。第二方面是始终坚持了改革的自主性。在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现实情况出发，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仍然坚持汇率稳定，维持了汇率制度的可信性，向市场传输了清晰的信号，有效稳定了国内价格预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G7、G20以及IMF等都在不同场合强力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坚定维护自我利益，坚持以我为主，为应对危机做出了贡献。第三方面是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无论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还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都是按照我们国家总体经济的基本面和改革的需要来推进的。第四方面是坚持改革的可控性，尽可能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防止对外向型企业的打击，避免金融出现大的波动。2005年的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始终掌握在货币当局手中，避免了汇率巨额波动。总的来说，这40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始终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的目标始终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推进，是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总体进程基本适应的；改革始终坚持自主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进程是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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