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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贵
专家介绍:杨春贵,1959年-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6月调入中共中央党校,1992年[1]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哲学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等。
善于读书的关键是善于思考
习近平同志关于读书的讲话,一是强调爱读书,就是要养成读书的习惯;二是强调读好书,就是要读那些管用的书;三是强调善读书,就是要会读书。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是递进的关系。其中善读书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才能真正达到读书的目的。西汉的刘向有一句话说得好:“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这里突出的也是一个“善”字。如果不善读书,不会读书,即使是好书,读得再多,也难以医愚,甚至可能变成愚不可及的书呆子。善于读书,表现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同志讲了三条。其中第一条善于思考是关键,它贯穿于读书和用书的全过程。孔老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强调的就是读书要和思考相结合。不读书,只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固然不行;光读书,不思考或不作深入思考,也不行。不思之学,学到的只能是个别词句,而非精神实质,那不仅徒劳无益,甚至可能陷入盲目性。这样的读书,就有悖于读书的初衷了。那么,在读书时主要思考什么呢?一是思考“是非”,即思考书本上讲的东西是否真有道理,择其是者而从之,择其非者而弃之,不可不加分析地一味盲从。我们说,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等等。这些都是从总体上说的,从趋势上说的,并不是说每一本书、每一本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一部人类认识史,不是一系列真理的堆积,而是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矛盾运动史。正如恩格斯所说:“世界体系的每一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因而每一时代人们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这就要求我们对书本上的话一定要加以思考和分析,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去抽象谈论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还要思考和分析:某一论断固然是正确的,另一论断或另一些论断也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真理是全面的,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此等等,都要开动脑筋、加以思考、善于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多思出智慧。二是思考“运用”,即思考如何科学地运用真理,不可生搬硬套。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而运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过程。首先,它要求我们对真理的适用性进行分析:哪些是对个别事物的正确反映,属于个别论断;哪些是对某一类事物的正确反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哪些是对所有事物的正确反映,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据此决定:有些东西不能学或学不了,有些东西可以有分析地学或变通性地学,有些东西则必须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对自己的实际进行分析,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从自己的实际引出必要的结论,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否则,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样,就要求我们注重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学会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这样的思考,才能使书本上的真理真正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三是思考“发展”,即思考在实践中如何发展真理,不可思想僵化。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事物是过程,实践是过程,认识是过程,真理也是过程。每一时代的人们只能完成那个时代已经提出并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不可能穷尽真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只是为我们当下实践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而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新话才能反映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哪些认识在过去的条件下是正确的,现在变得不那么正确了;哪些做法在某些国家是管用的,在我国则不那么管用了;哪些问题过去不曾遇到过,现在提出来了需要我们去回答;哪些论断只是一种预想,经过长期实践证明,这些论断并不符合实际,需要加以改变。如此等等,都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加以研究,以当下的实践作标准去加以检验,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时俱进的态度。读书应该使我们的思想更解放,而不应当使我们的思想更僵化。我们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勇于创新,在学习和创新的永续发展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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