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及其贡献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及其贡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说过：“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就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并因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说过去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并不是说一点没有搞清楚，更不等于说根本没有搞清楚；说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说明原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基础。只要看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在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不少失误，但提出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条件解决或虽有条件而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问题上，头脑始终是清醒的，认识也始终是明确的，从没有发生过动摇。他的失误主要发生在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如何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上。然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确思想，往往是和他的错误搅在一起的。我们回顾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需要采取科学态度和分析方法，把他探索中的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加以区别和剥离，不因为承认他的错误而忽视甚至否定其中客观存在的正确思想，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什么会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才能更牢固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一、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变革生产关系、调整上层建筑和促进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

 

 

　　今天回过头看，毛泽东即使在当年犯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中，也有许多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例如，他认为,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巩固，仍然要不断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在这种变革和调整中仍然要放手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虽然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目的不是要取消生产、放弃生产，而是要促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即“抓革命，促生产”。

 

　　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再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靠抓阶级斗争来促生产，不仅促不了生产，相反只会把生产搞糟搞乱。但是，革命不仅限于阶级斗争，更不是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解释自己关于“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的说法时就讲过，他所说的革命，“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而说到底，改革不就是变革、调整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抓革命”仍然不失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事实上，我们今天也在“抓改革，促生产”。可见，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正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否定了过去那种利用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的办法，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过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和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思想，相反，总是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要求全党无论在建设还是改革中都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都要坚持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毛泽东还提出不能单纯就经济抓经济、就技术抓技术，而要通过抓思想政治工作和人的觉悟的提高来促进经济、技术发展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为此，他大力推动对雷锋、大庆、大寨等典型的宣传，在全党全社会倡导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风尚。

 

　　在纠正过分看重个人利益、物质利益和忽视人的思想觉悟这一偏向时，毛泽东也产生过另一种偏向。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仅仅靠物质利益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观点，关于要用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基础服务并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观点，都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 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批评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并针对“八九”政治风波的教训指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 他告诫全党：“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可见，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要抓精神、抓思想、抓政治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也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

 

　　二、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以保证管理者即党的各级干部始终以平等态度对待劳动者，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求快求纯的缺点，与他急于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有关，也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 等论断的教条式理解有一定关系。然而，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后还要不要进一步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如何改进这个关系问题的探索，却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宝贵内容。

 

　　1958年，毛泽东提出：“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 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讲：“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多种所有制和各种生产要素拥有者的关系还不会很快消失，工人与农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也会保留很长时间。但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已更多地表现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关系，而且基本体现在党员、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在于保证党的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他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他反复提醒广大领导干部，要他们“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他说，管理权也是所有权，在这方面“有很多文章可做”，而且也“做了很多文章”。例如，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他指出：“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方面的“文章”，核心就是防止管理者，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官僚化和利用手中权力搞腐化。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他特别痛恨贪污腐化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强调必须彻底破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靠资格和权力吃饭的作风，破除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 他把整风作为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效途径，说“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 他特别提出要废除阻碍领导人接触群众的警卫制度，说“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一方面指出过去整风运动中“左”的错误，另一方面继承、发展毛泽东关于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思想，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开展了一系列整党和党的思想教育活动，当前又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尽管不同，但都围绕一个主题，即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持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不变。它们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官僚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但对于我们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等种种考验，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毛泽东关于不断改进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思想意义十分深远，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并结合新的情况不断加以发扬光大。

 

　　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还要不要注意解决分配领域由于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带来的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注重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消费资料分配涉及社会平等和公平、公正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也涉及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公平与效率等等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为人民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不可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进行深入的探索，取得自己的经验。他在探索中，虽然出现过认识上的反复，有过失误，但也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对于他失误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曾作过中肯的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他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的经验，受中国文化中农民平均主义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以及误读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纠正了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认识偏差。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随后，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说明，这些政策和制度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实际，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六大报告语）但实践同时说明，实行这些政策和制度，如果不注意抑制其自身缺陷的一面，也会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导致贫富悬殊，甚至出现两极分化。那同样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虽然毛泽东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思考存在偏差，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情况下的贫富悬殊也主要不源自按劳分配，但他反复强调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仍然存在形式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反复提醒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要注意共同富裕的问题，却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思想的深化，也是对于我们今天防范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意义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国家虽然又不富又不强，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 他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方面的差别，收入差距难免会逐渐拉大，久而久之势必两极分化。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是出于这个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初坚决反对分田单干（即今天所说的包产到户）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总是担心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具有事实上的优势，如果过分强调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会逐渐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批评苏联“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 是出于这个考虑；晚年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的这些思考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和脱离实际的一面，但也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和按劳分配制度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

 

　　邓小平早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就要求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 ，“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他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他反复提醒大家，改革不能搞两极分化。他在晚年还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把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与毛泽东关于按劳分配的思考加以比较便不难看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决好消费资料的分配，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了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劳动所得，处理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近些年来，党中央关于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相互关系的提法在不断变化，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贫富悬殊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回顾毛泽东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思考和探索，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显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及贡献，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也为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了思想营养。新中国成立10年时，毛泽东说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指出新时期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时也说：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就告诉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我们应当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探索联系起来总结，对探索中取得的认识加以全面分析，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既要勇于修正错误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只要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再大大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