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过度娱乐化”理应休矣

仲呈祥

　　快感往往直接影响收视率，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至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还是鲁迅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荧屏上的“过度娱乐化”，理应休矣

 

　　“过度”且“化”，便走向了反面

 

　　最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文，要求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黄金时段卫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确，荧屏之上，一家“超女”，多家“快男”；一家“选秀”，大家跟上；这边婚变、绯闻、隐私，那边姑嫂斗、婆媳闹……此类节目，皆高举“娱乐”大旗，以吸引观众尤其青少年观众、追求收视率为目的，相互攀比，竞相效尤，掀起了一股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相悖的“过度娱乐化”之风。娱乐当然需要，但“过度”且“化”，便走向了反面。此风之起，固然缘由复杂，但从创作思维方面来探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思维失之毫厘，必然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马克思说：“人类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从哲学思维上根除“过度娱乐化”，乃为治本。

 

　　不能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

 

　　一要纠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向了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实行市场经济，一些人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了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堕入了“过度娱乐化”。反映在创作上，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乐，生硬说教的极端，跑到了一味看重视听感官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了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了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经典以耸人听闻的极端；从过去盛行的“高大全”式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非英雄化”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和艺术性的极端，跑到了所谓大制作、大投入“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极端……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向“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究竟怎么理解和把握“观赏性”

 

　　二要纠正对观赏性的片面认识和盲目追求。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属于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则是观众的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不同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人，对同一作品的观赏效应是不同的；不同时代背景和语境下观赏同一作品的观赏效应也是不同的；在同一时代但在不同的环境下观赏同一作品，观赏效应亦是不同的。因此观赏性这一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虽然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

 

　　辩证法和范畴学认为：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马克思说：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消费对象。“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如果盲目地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去解决，那创作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良莠不齐的观赏环境和鉴赏修养不高的观众，为了生存，势必只能放弃引领而一味迎合。这样做，就势必强化观赏环境和观众群体鉴赏心理中的落后因素，而被强化了的这些落后因素，又势必反过来刺激在文化上不自觉、不自信的创作者生产品位更低俗的作品。结果，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就陷入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如是，“过度娱乐化”如何能止住？

 

　　没有收视质量的收视率是无意义的

 

　　三要纠正混淆收视率与收视质量界限的问题。收视率当然需要关注，但首先要科学统计收视率。时下这样的抽样法，恐怕还缺乏样本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而关于收视率造假的报道，亦时有所闻。没有收视率当然无所谓收视质量，但没有收视质量的收视率是无意义的。我们当然希望收视率与收视质量都高，但收视率高、收视质量不高的情况明显存在。如某一电视选秀栏目，收视率虽高，但对观众并无多少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享受，倒是让年轻人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想法，收视质量不好。柏拉图说：“过度快感可以扰乱心智。”快感往往直接影响收视率，但快感只是审美的途径，美感才是审美的宗旨。快感过度之时，伴随而至的往往是精神反思能力的衰减。还是鲁迅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荧屏上的“过度娱乐化”，理应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