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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专家介绍:王也扬,1953年生,河北高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1987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著有《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量变》、《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选择说到底就是人民选择,但这两个概念又不是完全等同的。可以这样说,历史选择只是过去式;人民选择则不仅是过去式,还是现在式、将来式。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党内干部,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有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与其敬畏历史,不如敬畏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少奇同志说过的话。人民选择与历史选择,就是这样一种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的因果关系,不可弄颠倒。纵看中国近代史可以知道,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可是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三个大问题上丧失了人心,这三个大问题是:和平问题;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国民党不要和平,发动内战;又将腐败进行到底;且不顾民生。这样,它让人民彻底失望了,人民终于抛弃了它。中共则高举反内战、反腐败、反饥饿的大旗,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先说和平问题。经过8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流血牺牲,迫切要求和平建国,休养生息。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大众的最主要诉求。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不是没看到这一主流民意,也不是不知道发动内战会丧失人心,但他又有一种侥幸心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唯一在战后发生了内战的国家,使人民再受巨大苦难,并导致了神州分裂,对此国民党要负主要责任,它也因为内战失败而离开大陆,退守台湾。其次是腐败问题,可以说腐败是国民党丧失民心的又一主要原因。说来国民党也是革命党,革命党是讲信仰的,所谓救国救民,舍生取义。信仰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光靠信仰,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电视剧《潜伏》里面的那个李涯李队长,到最后还说要坚持信仰,可是他的上司吴站长却拼命在那里搂钱,一看时局不利,就让老婆往广东转移财产。吴站长说他年轻时也有理想,后来“看穿”了。《潜伏》这部电视剧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那么一点历史真实。国民党的中层干部如此这般,高层干部呢?以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革命”汪精卫为例,当年在反清革命中,汪到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事败入狱,那是九死一生,他的绝命诗写得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应该说是信仰使然。可是后来,汪与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最后竟然出走当了大汉奸!国民党的腐败,主要是权力腐败,在掌权前情况还好。那时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和革命派辩论,梁说你们革命派如何保证在革命后把权力还给人民呢?孙中山很自信,他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有美丽高尚的人格,这是最根本的保证。孙有几分天真,他的制度设计也有疏漏,他把革命后“还政于民”的过程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政”,也就是军管;第二阶段是“训政”,即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训练人民;第三阶段,才是把权力交还给人民的宪政。蒋介石就抓住训政不放,搞他的独裁统治,说人民程度还不够,宪政条件还不成熟。国民党腐败的恶性发展,还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国民党领导抗战有功,威信高了,权力跟着膨胀,腐败也随之发展。说到国民党领导抗战,确切地说,它领导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抗战。所谓“正面战场”,是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专门名词,其历史背景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时,国共之间曾有战略分工,中共善于打游击战,就到敌人后方去开辟敌后战场;国民党指挥正规军,正面迎击日寇,这就是“正面战场”一词的由来。八年间,正面战场兵团级的会战,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等打了20多场,大规模战斗也发生过上千次,我方伤亡官兵达300万人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不朽历史篇章!当然国民党错误没少犯,败仗也没少打,那是另一回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经手大量敌伪财产,于是贪污贿赂,大发其财,民间有“五子登科”之说,什么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尽入私囊。中共说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帝国主义是外来的;第二座封建主义是古代留下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国民党搞的。它是党国体制,官商不分,还垄断。蒋经国在上海反腐败,“打老虎”,结果打到他亲戚孔令侃,宋美龄一个电话,这腐败就反不下去了。影片《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叹道: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这话虽是编导加的,历史资料里蒋没说过,但历史背景不错。国民党在腐败问题上确实陷于两难,走投无路。中共旁观者清,看明白国民党的腐败是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提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中共还促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协议设计了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这是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可惜政协协议被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否定了。国民党当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小册子书名叫《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书中说:我们国民党领导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又领导抗战……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显然,这种思想,就是中国传统的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逻辑。《中国之命运》一出版,就遭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全国舆论的批评。我的同事、民国史专家邓野先生最近有一本专著,书名叫《民国政治的逻辑》,说得具体些,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在民国时期的表现。这种逻辑,简单说来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都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这句话,是他从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毛说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全党同志都应该牢记。战后美国曾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解国共矛盾,这位马将军想得简单,他说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有光荣的历史,也各自代表了一部分群众利益,正可以互相监督、轮流执政,像我们美国那样搞成两党制不是很好吗?可是美式民主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马歇尔的调解以失败告终。第三是民生问题,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里面,也是有一条的。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思路也很正确。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根本之计。可是国民党长期拖着不办。倒是中共在战后适时下达“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法大纲,说干就干地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自然站到了中共的旗帜下。后来国民党败退大陆,痛定思痛,在台湾搞了土改,这对台湾的经济起飞意义很大。我们今天去台湾旅游,可以到离台北不远的农业大县宜兰参观,那里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生活富裕。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新史学的第一位理论家,他说:史学的意义,就在于“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而近代以来的历史是离我们现代人最近的一段历史,“殷鉴不远”,正是学习这段历史的意义所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指示,要求广大党员认真学习党史,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切不可躺在“历史选择”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谨记“人民选择”是时时刻刻的考验,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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