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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专家介绍: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如何用数字技术解决经济难题?
周其仁:看起来抽象的数和数之间的演算、算法,对于我们利用资源、满足需要,有着重大的意义。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发表最新演讲,畅谈如何用数字技术来解决面临的诸多问题。本文为演讲实录,经思客编辑整理:在自然界,没有现成的数字,也没有现成的数学,更没有现成的数字化技术。天上没有,树上不结,地上不长,挖地三尺可能挖出矿,但挖不出个数字来。数字、数学、数字化技术,是人的创造,是人基于发现的发明。人为什么要去搞数字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指向好奇。人类总是对自然界充满好奇,自然界的各种属性中,有一种就是数字的属性。还有一种解释指向有用。无论是发明阿拉伯数字,还是运用这些数字来计数、做演算,一直到今天极其复杂的数字化生存,都是因为数字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解决问题,就会动员人类花更多资源往数字这个方向走。有人说,数数怎么会对解决经济问题有帮助呢?远古时期,如果你一天采了10个果子,而我采了4个,那我是不是说:应该再努力一把?所以任何东西的测度,有个数放在那儿,人的行为就会有一些变化。最近,北京大学在云南弥渡县有一个精准扶贫的对象。大理为了推进精准扶贫,引进了号称“穷人银行”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注:该银行以小额信贷著称),在那里的年轻学生讲的故事,很有启发性。格莱珉银行贷款有个原则,穷人借钱,即便是很小的钱,比如3000块、5000块,1万块,都得从借的第一周,就要开始还。大家刚开始听觉得不好理解:他没钱才要借,他借钱买一个猪崽儿养大,总得几个月,怎么可以从第一个礼拜就要还钱呢?后来听一线工作的人说,还真的有效果。银行这样还款的要求,就希望帮助穷人组织他的生活,不该花的钱别花了,能挣的小钱去挣,只要每个礼拜带着还50、100、200块钱,一年就能养出好几头猪来。做这种贷款的贫困户脱贫的速度,就是变快了。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经验。再来看一个复杂的经验,全国现在600多个地级城市,很多市长都不知道下面这组数据:美国纽约市有个最厉害的区叫曼哈顿区,一共68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每年产生的GDP是16亿美元。我相信如果600多位市长知道这个数以后,至少可以重新想想,城市到底在忙什么,是不是还需要这么摊大饼式地建设。所以,记数对人的行为有影响,不光是数字技术间接改变行为,它直接改变生产过程。有年夏天,我们学院组织了一个看美国创新的考察团,在波士顿附近看了一家开发太阳能的公司叫1366,1366就是每平方米接受太阳光的能量。电发明已经200年了,但现在全球7个人当中还有一个用不上电,那就是10亿人。所以,他们立志要让电更便宜,怎么做呢?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要用硅片,做硅片的传统技术是先做硅块、然后切片,但这一切,就要废掉一半。现在他们用的就是数字技术,一次成型就成了薄片,不产生任何废料。光靠这项技术改进,太阳能发电成本,就可以接近传统电力发电成本。这种数字技术就已经进到了生产过程。这些故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看起来抽象的数和数之间的演算、算法,对于我们利用资源、满足需要,有着重大的意义。人类经济活动,越早越是靠自然改变的,越往现代走,越靠人的想法、靠抽象概念推起来的工作方式。中国经济已经是往非常现代的方向走,而数字这些东西,不是自然界给我们的,是要通过人的努力把它开发出来。现在中国有个好现象,对任何新东西都非常敏感、非常感兴趣,舆论、媒体反应非常快,新概念铺天盖地,中国再也不是对新东西直摇头的国家了。但缺点也有,就是这些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落地。毕竟,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在今天讲中国、讲数字经济不仅仅是讲未来的潮流,这个潮流要真正在中国落地,就是要更广泛地动员各种力量,运用数字技术来解决问题。互联网+是个技术,数字经济是结果,解决了问题,经济才能再上一个台阶,而问题是各式各样。数字经济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的。比如品质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都知道是我国制造业品质不行。可是深入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常年低价竞争形成了环境,想提高品质,成本过不去,就会比别人贵。我们的市场,很大程度还是对价格敏感的市场。既要满足价格低,又要提高品质,我们很多传统产业不是不想干,是难以做到。怎么突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访问过小米,小米经验对我有启发。小米就强调一条:性价比,质量要好,价格还是不能贵,否则在中国市场你打不开局面。成本怎么降?用数字技术降下来,把生产流程改合理,把销售流程简化,不该花的那些钱全省了,最后聚焦到品质上。中国打品质这一战,有希望。第二个故事,中国有大量中小企业,怎么跟上来?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数字技术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腾讯有个开放平台,叫再造一个腾讯。腾讯只管用自己的技术支持,供很多小型企业来创业,现在上面小企业的总估值,已经等于腾讯自己了。现在很多企业在走这条路。联想控股还有他的联想之星,都在用经验、信用去帮助小企业完成这个转变。怎么做?信息技术可以用这些力量带动企业一起转型。另外金融界还有一个老大难问题,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没有信用之前,融资就是很难。现在看来,中国制造业、中国数字经济走在前面的企业,如果都用腾讯这种开放平台,一个带上几百个、上千个,那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有很大的希望。中国经济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我们最近调查的一个方向也是“怎么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无论大问题、小问题,发达地区问题还是贫困山区问题,要把这个作为我们数字经济的一个口号,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能光是人人嘴里说概念,而是要把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真正落到以人的发现、发明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基础上来。当然,解决问题既要解决人家的问题,更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哪个是重点呢?我讲一个不成熟的意见:用数字技术解决人家的问题是重点。你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花钱,要说服自己的员工接受,很难。你用一个技术帮人家解决问题、去挣钱,你真能挣到钱就说明,你真能帮助人家解决问题。所以,在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的时候,重点恐怕是用这个技术解决别人的问题,大家互相解决,你的问题让别人给你解决,你去解决人家的问题。这样,可能会让我们用数字化技术解决问题走得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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