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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专家介绍:张颐武,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会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张颐武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曾受北京大学派遣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2014年12月,挂职担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韩国中产为何迷恋街头政治?
看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和政治抗议活动。这直接导致朴槿惠下台,甚至韩国还有政党要为这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组织者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也有西方媒体对这种情况感到困惑,觉得韩国这种政治热情的强度似乎让他们不解。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真正关心、热心参与政治的人相对来说并不多。很多人还是很虚无的,觉得都是政客,谁来都无所谓。这种对政治相对冷淡的人,数量还是很多的。因此,美国的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经过多年运转,其间虽经考验和冲击,但已高度成熟和完备的结果。关键是这种政治机制是和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中产一起成熟的。经过长时间磨合,中产群体往往在社区等层面拥有一些参与空间,但在整体大政治中,一般参与感不大,也没什么参与的机会,偶尔议论也就停留在随便说说。像“占领华尔街”,就是转瞬即逝,根本不成气候。但在韩国,经济发展和中产群体的成长壮大是在威权管制之下出现的。不需要你管事,你干好自己的,经济就已经发展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就已经很快。因此,中产阶层虽然生活平稳有进步,衣食无忧,但政治参与感一直受到压抑,生活中的“平淡感”强烈。再加上西方多年的话语浸润和激进思潮的影响,韩国大企业和政府合流等文化或政治结构弊病,令他们往往有一种焦虑和挫败感。随着韩国逐步建立新体制,中产要求强势参与,从而形成街头运动。他们觉得自己参与、主导了历史,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政客也靠激情整合这种兴奋来达到目的。这就给各种激进思潮相当的空间,中产群体往往觉得只有靠激进,才能够赶走日常生活的平淡和乏味。就像一位作家说的,这是没过过瘾,要通过那种大场面来实现。虽然这种说法可能过于尖刻,但这让生活获得了一种意义。又由于经济已经发展,社会本身的运行有其惯性,社会虽然撕裂,但不会陷入战乱和崩溃。所以韩国中产脑中产生了激情街头运动不会造成多少代价的“安全距离”,而且认为这是实现社会诉求的最有效方式,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路径依赖。因为这种激进带来的负面后果,如长期内耗、经济停滞等虽然存在,但对一般生活影响有限,所以更让一些中产觉得没什么。在综上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大场面政治运动的激情表现,韩国中产主导历史的强烈感觉等等都“一拥而上”。这种激情过一段就来一下。其实,过度的街头运动并不能让问题得到切实具体的解决,而中产的焦虑反而会持续。这些都是韩国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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