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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专家简介: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和1989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蔡昉,汉族,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兼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研究》主编。近期著作有《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惑与不惑之间》等。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获得者。2009年2月8日,与谭崇台、吴敬琏、刘遵义、姚洋、胡必亮等学者,获得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蔡昉谈地方考核:建设“是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票否决制我今天的演讲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几年我们开始在文件上越来越关注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相对来说对速度的强调就没有那么多了,只是讲中高速增长。我想从如何把中央的很多关于质量、效益的表述,变成经济学家能够研究的内容来强调几个重点。有这么几条,一个是说增长确实有质量,它应该是没有水分的。这个水分,不是指数字对不对,准不准,而是指这个增长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生态、生产安全为代价。第二,有质量的增长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不是靠政策刺激带来的增长。第三,有质量的增长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增长,但产业结构调整是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导向的。第四,有质量的增长是指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比如也许我们挖掘一下人口潜力,还能有一些红利,这些东西也是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能说是我们强调的有质量的增长,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第一条我想解释一下,这几年我们的观察,从数据看,其实环境是在改善的。但我们感受到,空气质量和经济活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替代关系。当工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空气质量会改善,反过来也是一样。去年下半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至于说现在有了所谓的雾霾经济学,人们开始争论是要速度还是要环境质量。其实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的时候,这个替代关系是存在的,关键是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点,我们现在讲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比如三产的比重在提高,但这并不是按照经济学的演进原则来描述的。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呢?因为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应该按一二三四这个数字的顺序来,而是应该按照劳动生产率来。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第三产业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要把第二产业转到第三产业上去。特别是根据韩国、日本的经验,他们是以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换取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这实际导致了很多后续的矛盾,所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遵循劳动生产性原则。再一个标准,经济增长提高是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超越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了每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用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得出一个增长缺口。增长速度不如你的增长能力的时候,你就得出一个负缺口。我们历史上有负缺口,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充分利用潜在增长能力,因此你可以刺激,让它回到原来的发展水平上。但是反过来,潜在增长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提高从哪来呢?从供给侧。供给侧最重要的一条,当然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是下降的,这是因为第一,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实际在缩小,第二,技术差距在缩小,后发优势在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在最需要加快提高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增长速度是放缓的。但是按照内生增长理论来说,我们的人力资本还在改善,正在推行创新创业,让很多新企业进入,让很多企业自然淘汰。新增和淘汰其实都是创造性破坏,都是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内生经济增长很难用数据来检验,最后我们发现,实际上符合逻辑的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还是在扩大的。但是也有问题,在人力资本方面,新增长劳动力已经是负的了,人力资本的改善一定是放慢的,因此贡献在缩小。而资本的贡献,我们过分依赖财政刺激,因此,这种贡献不可持续。我们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它的劳动生产率构成,90%多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因此它的增长也是停滞的。因此,按照中央讲三个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生产率的逻辑,归根到底,可持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好的办法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期、长期我们要提高人力资本,提高资本劳动比,实际是有限度的。至于政策结论,第一,虽然现在不以GDP论英雄了,但可以考虑用有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些指标来一票否决。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既要设下限,也应该设上限,上限的含义就是不要人为刺激以超过潜在增长能力。第三,产业结构调整要遵循生产力原则,不靠号码来决定。第四,推进改革,继续增加投入,逐渐向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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