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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自己,也是矛盾重重,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有别于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新思路。这套新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这一点美国是老师。 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极其薄弱,舆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香港社会在过去两年中发生的悲剧,恰恰是因为法制的普世观的丧失,明显犯法的行为和个人无法得到惩治。
第三,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约束、被激励的执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师。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讲理想”是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精英;反过来,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有理想、受约束、被激励并不矛盾。
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将没有任何悬念地实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也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华文明的号召力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再上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