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7%-8%的经济增速可以保持到2030年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于2014年11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郑新立出席并发言，他表示，进行七大改革，通过释放潜力，我们足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下为发言实录：

      郑新立：我讲四点认识。

      第一，怎么认识新常态，我理解总书记最近讲的关于新常态的含义，主要是指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增速适度，就是保持7%到8%的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就是在一、二、三次产业结构里边，第三产业明显滞后的局面能够得到改善，特别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过低的状况能够得以改善。在产品结构上，我们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为主，逐步转变到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产品为主。效益提高，就是我们企业的利润、税收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民生改善，主要是指我们城乡居民的收入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改善，就业不断的增长。再加一句话，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所以我理解的新常态，具体化就是这样16个字再加上一句话。第二个认识，关于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我概括是12个字，“稳中趋降、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稳中趋降，就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多缓慢的下降，三季度公布的数据说明这种下降的趋势仍然在持续，而且我现在还看不到什么时间能够实现止跌回升，继续降下去就会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小企业可能会倒闭，也会出现债务风险，所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我觉得这不是新常态，他是走向新常态的一个过渡。需求不足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产能过剩是需求不足的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需求不足，使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减弱，这是当前我们经济运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通货紧缩是当前我们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威胁，7、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有80多出现了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月份已经降到2%以下，这说明当前在宏观经济运行中间主要危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第三个认识，统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问题。第一个，要把如何解决好短缺这个矛盾作为市场经济下宏观政策的重点。对短缺这个矛盾我们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理解得比较深，通过改革把计划体制下短缺这个矛盾我们解决得比较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是过剩，是产能的过剩或者叫生产的过剩。对于这样一个矛盾我们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市场经济下生态过剩这个周期性的客观规律我们还没有完全把握，更没有解决这个矛盾有效的办法。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的呢？有两条，一个，是加强宏观调控是经济预测；第二，搞福利社会。我们对市场经济下过剩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由于我们搞市场经济才20年的时间，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把我们各个方面政策的作用集中到解决市场经济下过剩这个问题上来，我觉得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问题的重点。第二个认识问题，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是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中过来的。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总结了过去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觉得聪明了。当经济偏热的时候我们踩一踩刹车，适当的收紧一下银根，控制一下投资的规模，当经济偏冷的时候，我们适当踩一下油门，松动一下银根、扩大一些需求，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前20年大起大落的困扰，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成功的经验。这个成功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解决我们稳增长的问题仍然是有效的。特别是目前我们政府各级财政的债务率不到40%，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水平，因此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很大得空间。

       第二，我们货币政策现在是通货紧缩，我们通过适度的收紧银根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也有很大的空间。

      过去我们经济学界往往引入一个指标，就是经济的货币化率，M2作为分子、GDP作为分母，当然是200%了，但是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经济的证券化率，如果把股市的市值作为分子、GDP作为分母，我们只有40%，还不到40%，发达国家都是100%多了。由于我们社会融资偏重于间接融资，所以M2多一点是正常的、是合理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适当的松动银根没有什么危险，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我可以这样讲。所以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的稳增长。第四个认识，要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全面的不折不扣的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矛盾重要的途径。可以说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生活中间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都给出了解决的答案，关键是要全面的不折不扣的落实，我想择其要者，讲七大改革，通过释放潜力，我们足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第一，改革户籍制度。按照国务院部署落实三个1个亿，1亿农民工市民化，中西部再吸纳1亿农民工进城，搞好城市1亿户的棚户区改造，对稳增长就会起到立竿见影之效。第二，通过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释放劳动力供给和土地供给的潜力。刚才有人讲劳动力红利已经没了，我说这个话早说了20年，农村劳动力还有2亿6千万，种18亿亩地，一个劳动力只能种7亩地，按照现在的机械化条件一个劳动力种几百亩没问题。最近我们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可以通过集约化的农业来释放农业劳动力的潜力，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力，通过农村宅基地的改革释放土地供给的潜力。现在农村宅基地有2.55亿亩和17万平方公里，而实际上我们通过宅基地的商品化有偿的转让，有1亿亩足够了，还有1亿多亩可以用于新增耕地和满足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第三大改革，改革金融体制，释放资本存量的潜力。主要是围绕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放宽金融准入，我们去年一年期贷款利率6.25%，美国是2.25%，德国是3%，日本是1%，中国银行(2.97, 0.03, 1.02%)贷款利率比发达国家高2到3倍，凭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是垄断，只有放宽准入、强化竞争才能降低企业贷款的利率。第二，围绕着降低企业债务率，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现在企业的债务率平均达到80%，合理的债务率应当是50%左右，我们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包括私募股权融资等等，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多种渠道，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率。第三，用好、用活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用好、用活可以解决我们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瓶颈、技术瓶颈等矛盾。第四，大改革，通过改革投资体制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主要是推动PPP模式，把民间资金、社会资金引导到公共事业的发展上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的融资，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债，第二个阶段，政府融资平台，现在要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通过3P模式特许经营权，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工业事业的发展上来。现在我们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都已经全面的过剩了，但是只有公共产品是供给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光靠政府财政投资不行，就需要特许经营权把社会资金引进来。第五个改革，改革税制，释放就业需求潜力。第三产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0%，如果继续扩大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我们就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果我们用5到10年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0%，我算了一下，可以新增1亿以上的就业岗位。第六个改革，改革科技体制，释放创新的潜力。我们“十七大”到“十八大”这7年，是中国历史上研发投入增加最多、科研成果增加最多的时期，但是到目前来看发展很不平衡。比如说深圳去年申请的国际专利，占全国的48.1%，我们许多大城市创新的资源要远远优于深圳，如果我们的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这些大城市把深圳的创新机制移植过来、把创新热情激发出来，你们申请专利的数量赶上或者超过深圳申请专利的数量，我们依靠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就有了希望，就有了可靠的基础。第七个改革，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释放消费的潜力。我们现在居民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36%，“六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是53%，我们用10年时间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使居民消费率接近我们“六五”时期的水平，达到50%，居民消费率可以提高14个百分点。

      14个百分点有多大的容量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每年可以新增7万亿以上的消费额，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20万亿，再增加7万多亿的商品和服务，我们广大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会得到真正的落实。“三中全会”提出了100多项改革，我仅仅讲了7项改革，如果真正落实到位，释放7%大潜力，我们的增速保持7%到8%，甚至8%左右的速度，没有问题，可以保持到2030年

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