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不能整天盯住猪肉价格来搞宏观调控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郑新立在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发表题为《打破思维定势，释放发展潜力》的演讲。他认为，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通货紧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解决当前的问题，短期的措施和长期的措施要结合起来，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就当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用改革的新突破来释放发展的新动力，从而实现经济的止跌回升。以下为演讲内容：

     三季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传递了重要的信息，我们GDP的同比增速下滑到7.3%，8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同比下降了6.9%，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已经呈现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下降到2%以下，这说明持续了三年多的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我说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通货紧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然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有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对市场经济下产能过剩这个主要特征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如何解决这个过剩？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办法。

      那么，对计划经济下的主要问题是短缺。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就是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增加供给，解决了困扰几十年的商品匮乏的矛盾。马克思曾经在他的《资本论》里面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它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我觉得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对于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适用。你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都逃脱不了这个基本的经济规律。现在我们说是产能全面过剩，需求不足是产能过剩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有效地采取对策，那么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就难以遏制。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止跌回升。我认为，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我们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威胁不是虚拟的，不是吓人的，而是存在着现实的可能。因为世界上多数国家在人均GDP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也就是人均6000美元、7000美元的时候，遇到一个槛迈不过去了，有几年上去了，过几年通货膨胀又下来了。在人均几千美元这个中等收入水平上，上上下下折腾了几年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的对付这个矛盾，我们就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为世界上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只是少数。

      那么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不能盲目乐观，现在有一些人整天在这儿形势大好，盲目乐观，我觉得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要认真地研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靠结构的调整，来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耗的增加转变到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但是大家应当看到，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使我们的产业结构由现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为主，转变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他是需要有个过程的，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你希望它通过几年的时间就实现是不现实的。所以从短期来看，还是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现在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在刺激经济，我们对“刺激”这个词现在忌讳，不敢讲。宏观调控当然要刺激经济。我们政府的债务率不到40%，在全世界都属于最低的水平，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这么低，运用货币政策适度的刺激经济增长，也是宏观调控应当实施的正确的举措。有的讲中国的M2已经很高了，是我们GDP的两倍，所以货币不能再发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数，我们GDP的证券化率很低，我们的股票市值只相当于GDP的40%，发达国家都相当于100%多了。所以我们经济的证券化率很低，再加上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产品，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300多万亿，所以我们这个货币的周转速度很低，再发点货币没什么危险，不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们不能整天盯住猪肉价格来搞宏观调控。所以解决当前的问题，短期的措施和长期的措施要结合起来，哪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就当前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用改革的新突破来释放发展的新动力，从而实现经济的止跌回升。

      第一，要打破农民工市民化会加大城市压力的思维模式，释放城市化的潜力。

      我们现在农民工在城内有2亿多人，如果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那么他们在城里能够买房子，把老婆孩子迁到城里来，那么这个城市的你的农民工就能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有力地支持城市产业的发展。所以他对这个城市经济发展是一种支持，不要看成是一种压力，是一种包袱，是一种负担。我们国内有些城市现在善待农民工，那么农民工在这儿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会有力地增强这些城市的竞争力。

      第二，要打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冲击农户的主体地位和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维定势，释放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制度的三大改革：一个是承保地可以抵押担保转让；一个是宅基地可以担保转让；一个是建设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与城市土地同权同价。这三大改革等于是我们三中全会送给农民三个大红包，但是由于我们有传统的思维定势，这三个大红包现在很难进入到农民的口袋里去。如果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以推进，它不会冲击到农户在农村的主体地位，因为农民他可以通过搞规模化经营提高他的经济效益和收入，使他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

      另外，我们现在农村的宅基地一共占了17万平方公里和2.55亿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它的土地都是增加的，因为农民转到城市以后，它的建设用地要少了。现在我们一个农民占有的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所以这个改革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劳动力潜力和土地潜力。

      第三，要打破一讲到发展就是上工业项目的思维定势，释放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

      待会这个题目我们迟福林院长要专门讲解，那么我这里说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所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采取了种种限制性措施。现在适应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降低第三产业的用地、用水、用电的价格，特别是对第三产业申办的企业，资本金由实缴制改为任缴制，方便企业的登记，这就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现在我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到40%，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50%，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0%，如果我们通过这些改革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新增就业岗位1亿个以上，所以第三产业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四，要打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必然引发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势，释放资本存量的巨大潜力。

      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各类中小商业银行。现在我们商业银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我们现在充其量只有几百家银行，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现在我们中国资本的利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去年一年期贷款利率是1.25%，日本只有1%，为什么中国企业贷款利率这么高呢？就是因为不充分竞争的结果，垄断的结果。只有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强化竞争，才能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监管，三中全会早就讲了，对大量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交给地方政府，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

      第五，要打破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的思维模式，释放民间投资的潜力。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包括环保，等等，长期以来都是靠政府来投，政府没钱了，所以就造成供给不足。现在我们整体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都是过剩，只有公共产品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就是资金的投入受到了限制。那么现在有一个好办法，就是PPP，政府和企业合作的模式，给企业实行一个特殊的政策，就能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来。比如说铁路，我们现在只有10万公里，美国有20万公里。比如说管道，我们现在一共才5万公里，美国有50万公里。比如说地铁，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有地铁，中国有40多个，但是有地铁的城市没有几个。像环保，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等，脱销除尘，现在正是加大投入的时候。那么采取一点特殊的政策，把社会资金引进来，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快的解决。

      最近我跟财政部他们合作，打算成立一个PPP的行业协会，建立一个PPP的研究院，PPP研究院设在我们深圳，还准备搞一个PPP信息的融资平台，在深圳争取11月份开一个PPP的投资洽谈会。PPP，可能是政府融资平台和政府在建的最好的一个替代平台。

      第六，要打破住房、汽车市场已经饱和的思维定势，释放居民住、行需求的巨大潜力。

      住房和汽车是未来十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热点，但是现在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两个热点现在都出现问题了。表面上看是已经饱和了，而实质上是我们没有把需求的潜力挖掘出来。就住房来看，几个少数的城市价格涨得很高，包括深圳在内，而多数在二三线城市和城市周边的县区，像我们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可能是几万块钱，但是从三环路开车出去跑半个小时，房价一下子就降到几千块钱了。所以通过交通，通过其他一些办法，我们住房的市场，特别是农民工进城了以后，城市化带来的住宅建设的需求还是很大的。汽车也是这样的，现在汽车卖不动了，但是我们每千人的汽车保有量现在只有18%，所以汽车、住房这两点消费热点还有巨大的潜力，有待于通过改革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从而支撑未来十几年的快速增长。

      如果我们全面的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些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我认为到2030年之前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条件的。

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