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和全世界225个国家和地区(含195个主权国家)中，按综合国力排队，有208个是“中小国家”，19个属“大中国家”(即G20， 19国＋欧盟)。西方七国和金砖四国堪称“大国”(含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下军力占天下一半、政治经济没有力敌的国家叫“超级大国”，目前只有一个，过几年，就会增加了。大国没有一个可以严格量化的指标体系，大国有力，有权，有功，有忧，有德，有勇，有信，有容，还有梦!有力乃大天下生命共源，人类本来同根。国家只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短暂的现象。人类在与自然和敌人的斗争中组建了联盟，在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国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分出了“大小”。大国，第一要有力量的基础，这是可用数据和公式算出来的“大”，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与潜力。大国主要指国家硬实力雄厚，这叫“硬实力”，有时也指文明、智慧、心态和风采超群，这就是“软实力”。有的国家是地区大国，有的是世界大国。有些国家不大，但被称为大国。有些国家自称大国而不被人看重。有些国家甘心“做小”，有些国家拼命“做大”。金融危机打乱了国际秩序。少数“发达国家”沦落为“欠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脱贫”;“金砖5国”软实力急急上升;“G8国家”硬实力渐渐不支。有权乃大大国，有时指在国际关系中的决策权力强大即能行使国际政治权力，这是令人畏惧的“大”。在当今世界，“金砖五国”、“八国集团”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共有11国)，属于“较大”的国家。能够最大程度实现本国利益目标、能够没有多少顾虑地最大限度推行自己的意志与价值的国家叫“超级大国”。没有永久的大国与大国排序。大国地位的轮替促进了文明的进化和融合，同时也产生了摩擦与冲突。硬实力是硬道理，不够硬了可以借力——“巧实力”。大国当中，老大的朋友最多，——国家势利，人性使然。老二的朋友最少：只有少数另类国家才敢与老二结盟。做大不易，人类责任，独担一半!天下混汭，有霸主麻烦，没有霸主更麻烦。老三以下，“韬光养晦”没用，做大了大何必“韬光养晦”？只有做二的最难!商夏易位前，周殷并立初，忍让需要的勇气，大于轻佻不忍。真正的“戒急用忍”、“韬光养晦”，是从“做二”开始的。有功乃大细读世界历史，几乎就是大国历史。没有一个天生的大国，大国都有一部以弱胜强的悲壮的历史。大国的第一遗产，是一部万世可信、永垂不朽的史卷。这是大国对人类的贡献，不是笔墨写的，而是用血和命写的。史为立国之信。大国史书，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读完一部客观、真实的良史，人们不仅敬重历史，还敬重记史作者，更敬重当时的记史制度和执政者。国语国策、史通史记，两汉胸襟、唐宋风范，使中国今天仍是一个文明从未间断的大国。希腊罗马先哲们对历史的公正记载和严谨的经验总结，让欧洲称霸世界几百年，其文化影响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至今仍影响着欧盟和世界。大国有时指强大的文明和文化。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历史。灭一国，先灭其史。史学为道德之基。没有良史的民族，不是为人所灭，就是出现文化的断层。而良史的标准首先是不能“漏记”，否则民族就会失忆。第二要真实，尤应记载胜仗的曲折、败将的良策、智者的失误、叛逆的善言、对手的长处和敌国的优点。有忧乃大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大国与小国的国民所忧有差。处大国，司机一开口便是黑洞和基因;在小国，即使是精英，满嘴里多谈收入和儿孙。全球化大潮汹涌澎湃，奔来眼底。大国的首要责任是保障全球化的安全、可持续地发展。全球化要求每个国家识大体，顾大局。大国不躲避国际义务和责任，大国勇于研发、勇于探险, 大国勇于助弱、勇于牺牲。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举世瞩目，有口皆碑。但未来的发展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能源、资源的外部制约和巨大的国内改革困难。全球化让任何国家都难独善其身，许多国内积压的矛盾都将慢慢凸显，改革尚未成功，朝野仍需发奋。要成为一流大国，不可忘记内外大小远近之忧患。不做大国不知大国难。美国独霸世界时，只有一个核国家。未来世界的大国们，面对的是一堆核国家，他们携核自重，无法无天。如何推进人类进步，如何让人类更安全、持续的延续下去？大国难当，美国过去一个世纪不易。有德乃大做大国难，做领导大国更难。大国习惯，引领世界的潮流;大国创意，无疑是世界的时尚。大国有自己的价值观体系，这是文化的支柱，是文明的脊梁。价值观不仅是域内治国之纲常，也是人类进化之明灯。齐士言善，诸侯国学而习之;赵人走美，天下人效而仿之。作为国家的道德，大国应国家约束自己的主权。约束主权其实是尊重主权。没有主权约束，谁的主权都不可保证。国家如不约束主权，那么一国导弹卫星能射多远，“主权”就可延伸多远。这样就侵害了别国的主权，所以约束“主权”就是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约束主权有两个含义，一是对外不可恃强凌弱，二是不可对内专制施暴。限制国家权力是和谐和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依法治国，治民也;以德治国，束官也;官无德无道，则罔谈民众守法。价值，即万物有用和美好的属性;价值观，即判断价值的价值，各文明价值观有很大差异。存异求同，人类才有共同方向。夫大国，行大法，扬大德，匡正义，行天道。大国约束国家主权、干预非正义国家行为，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有勇乃大大国要有更大的国际义务与责任的担当，是人类的希望。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如果突发一场海啸，突发一场流行病，突发一场地质或天文的大事，全人类想到的是谁？是勇敢的承担了人类最多责任的大国。万一真的爆发星际大战或宇宙碰撞，第一批牺牲者无疑是大国的地面和太空的航天英雄们。大国国民，胸有大志，内圣外王，内修外霸。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人类基因多来自猛士、英雄、强者、大族、大国。自古强弱不断互换角色，没有永恒的弱势群体，只有永恒的弱者心态。大国无种。有无大国潜力，看看国家人气。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强国不一定很大：国不在大，心强则强，心弱则弱。强者不必待其强大以后再称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强国的人民和强国领袖在他们弱小的时候就有大国的责任、强者的志向和胜者的心态。有信乃大治大国如大锅烹小鲜，热度当信及每一小鲜。国无信不立。春秋虽无义战，但称霸者均以诚信匡合诸侯。当今国际政治的最低行为标准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WTO的基本原则，即非歧视(平等)、公平、自由、开放、透明、民主、法治、和平和扶弱。这些原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贸易、战争与和平后总结出来的最能代表今日生产力要求的政治经济法律规范。以诚信立国，不仅是应付国际监督机制的需要，也是治国安内的需要。培养诚信是长远的国家战略，因为诚信是经济、文化、政治全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综合文明的反映。对诚信也要有耐心。各国经验证明：诚信是长期的文明战略，一靠信仰，二靠教育，三靠良法，四靠监督，五靠强者示范——在家庭里，家长应先诚信;在学校，教师应先诚信;在社会,官员应先诚信;在市场，卖方应先诚信;在国际舞台，大国应先诚信。有容乃大为大国，一举一动在别人监督之下，挨批挨骂是家常便饭。骂对骂错都要忍，还嘴不是大国风范。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思想力之竞争。大国的思想是世界的灵魂。大国的思想不在于它有多么正确，而在于厚德载物和思想解放。因为“正确”是有条件的，而思想的多元性及批判性的存在，能保证“代有才人出”。德国是近代世界的脑库，但纳粹用希魔一人思想禁锢了德意志全体国民，德国于是就得了12年脑呆滞，终于战败，至今未能恢复为世界一流大国，不得“入常”，足见失去包容之害。苏联之崩溃，源自思想之僵化。邓公力主思想解放，方有中国今日之复兴。大国能容他国不容之教、不容之人、不容之书、不容之技。大国经得起表扬，大国也经得起批评。大国不会计较谩骂、误解和攻击。林公则徐，思想超人，诗更不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华夏万代，勿忘少穆。有梦乃大大国之志，岂在一国一族之复兴？大国最大的梦想是人类共同安全，是可持续的发展。人类过去几千年，过去几百年，过去几十年，越来越有知识，但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的人类，不是越来越自信，而是越来越不自信。因为，人类掌握了知识后，才意识到了本来已经存在而过去却浑然不觉的各类危机。人类面临的危机，按规模可分为三类：大、中、小危机。小危机是人类自身不检点、体制不完善、欲望不能自制的后果，包括疾病的迅速传播，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所引起恐慌心理的迅速传播，大气的迅速温室化，恐怖主义的迅速扩张、核扩散和核战争等。中危机是地质灾害——人类能看清宇宙最早的3000万年的原始状态，能看清132亿光年以外的物体，却还不知深藏在地表以下几十千米的地幔破坏地壳的规律。大危机是地球以外的物体和暗物质对地球的侵害。2012或许无虞，而地球危机可能“随时”发生。但是，人类所以能成为宇宙骄子，就是人类能不断地认识危机，战胜危机。现在，不乏解决三类危机的好方案，只是，解决这些危机，靠一个人不行，靠一市一省也不行，靠一国一洲都不行，必须靠人类大家庭建立全新之大同社会。如无洪灾危机，三千诸侯凭甚归夏？倘若生存有靠，欧洲何必结盟？全球化，动力是危机，载体是大国。未来的“大国”，是区域联盟的新实体;未来的世界，将是多文化、多实体的统一共同体。欧洲的今天，人类的未来也。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迅速建立，为一个拥有公财、公益、公法、公德、公心的大同公产社会悄然奠定了基础。人类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危机面前的渺小。故富翁在慈善，社会在助困，人类的公德公法在畅行。大同社会要求和谐的秩序，和谐必定要有仁义的纲常。华夏先圣尧舜所创立的仁义、和谐、大同之东方价值观，可圆人类一个梦：和合于地壳表面，长存于宇宙中间。万年以前，没有国家;百年之后，国境全无。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借全球化大潮推动人类一体化进程的是大国。大国之间，竞争之外也是融合。文明冲突自古是表象，文明融合到底是本质。融合带来了冲突，冲突为了更好融合。大国竞合的结果，是国家的消亡和人类之一统。全球化最终结局，就是全球大国化。何茂春 清华大学国家关系学系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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