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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财经北京4月10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昨天公布的这份“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主要目标实现程度良好，24个主要指标绝大多数达到预期进度要求，少数指标已提前完成《纲要》目标。但有几个指标实现进度较慢，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第一个是能源消费强度控制指标，目标是五年下降16%，但2011~2012年只下降了5.5%。第二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控制指标，目标是五年下降17%，但2011~2012年累计只下降6.6%。第三个是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指标，规划提出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11.4%，但2012年这个比重只有9.4%，累计至提高0.8个百分点。第四个也是最不容乐观的，就是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指标，目标是五年下降10%，但2011年不但没降，反而上升5.7%，虽然2012年下降2.8%，但比2010年还是高出2.8%。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几个进展比较缓慢的指标，几乎都和能源有关，我们发展经济，总体上主要还是依靠资源能源的消耗。表面看起来，这是能源问题，实际上高耗能的背后，还是“路径依赖”问题。我国过去常常把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一些地区的高增长总习惯靠投资超常增长支撑，投资往往又集中在房地产和部分产能过剩领域，钢铁挂帅、水泥出马，高高的烟囱下怎么可能有低能耗呢？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农业银行（601288）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向松祚对此评论。
经济之声：2011-2012年能耗强度只下降了5.5%，要实现五年下降16%的目标，2013~2015年需要年均降低3.8%以上。什么是"能源消费强度"？这个控制指标为什么完成得不好？
向松祚：能源消费强度它有多个指标来衡量，那么核心我们想用的指标就是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那么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指标，实际上我们单位GDP，也就是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单位，我们现在仍然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差不多是日本平均水平的6倍左右，所以我们国家能源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能耗是非常高的，那么能耗如此之高，它核心的就是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投资，而投资又主要是投入在基建的投资，投在这些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钢铁，我们的平板玻璃，我们的电解铝，我们其他的很多这种高能耗的行业都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很多地方所谓的这个GDP这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靠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搞一些钢铁、搞一些基建，搞一些房地产，其实这些行业都是能源消耗极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源效率比国际水平低这么多，比日本，比周边这些国家还要低的一个最核心的的研究，现在看起来我们要完成"十二五"规划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这个指标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增长方式其实根本就没有扭转过来。比如说中央一再强调需要化解产能过剩现在看起来各个地方化解产过剩的力度实际上仍然是非常弱的，很多地方都是希望其他地方你在关心进展而我坚持来搞我这些钢铁、搞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与我们GDP挂帅的思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思维现在没有改变，所以能耗的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核心是增长方式的一个彻底的转变。
经济之声：这个控制指标完成得不好，说明了现在的这个能耗高而且基建投资比例也比较高，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在靠什么来拉动。还有一个指标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能源消费结构优化指标"。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但到2012年，这个比重是9.4%，累计只提高0.8个百分点，要实现目标，2013-2015年还要累计提高2个百分点。这个难度是不是非常大？
向松祚：现在我个人目标可能很难实现，因为这个当然就是，是我们国家本身能源结构它的一个总体的问题，煤炭的消耗在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最低的计算也占到68%，那么有的计算是说煤炭在整个中国能源消耗里面占的比重是高达75%，如果我们和美国相比一下美国正好相反，它的能源消耗里面煤炭消耗只占18%，其他的能源主要是天然气、石油和其他的清洁能源，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要发展清洁能源，特别是要发展以太阳能、风能其他的清洁能源，那么这些清洁能源现在看起来由于产业政策还不到位，成本相对比较高。而与此同时我们传统的能源结构成本是非常低的，甚至我们很多行业这些能源消耗里面还节省了大量的政府的补贴或者通过政府的管制价格来消耗能源，实际上我们能源的价格一直是高度管制的，这个高度管制从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把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的成本并没有反映进去，所以大家一方面想出了很低的煤炭的价格，想出了很多的管制，同时我们又在制造大量的污染，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最近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到发改委在推行阶梯定价包括水电煤气这样的相应的能源也都会实行阶梯定价，那么如果能否用价格的调解方式大幅度的提高环境污染的价格的压力迫使企业节约能源这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长远来看，中国如何能够更多的增加天然气、太阳能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的产量，降低煤炭在整个能源里面的比重，这个任务是异常艰巨的，这个不仅是一个价格机制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国家能源的根本性的战略的大问题。
经济之声：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说不是一蹴而就的，难度非常的大，下面这个指标压力更大，就是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指标。2011年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没降，还上升了5.7%。要实现五年下降10%的目标，2013-2015年需要年均下降4.3%以上。这个有可能实现吗您觉得？
向松祚：这个难度也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从过去来看，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什么下降如此之慢？主要是我们国家大量的依赖火电，因为我刚才讲因为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消耗里面最低是68%，也就是70%吧，那么火电的煤炭又通过转化成火电，火电其实也在中国能源消耗里面的比重可能更高，可能达到72%，那么火电厂包括这次报告里面明确讲，就是很多火电厂完全没有脱销的意愿，那么你要增加脱销，你必须要增加投资，要购买大量的先进的设备来脱销，那么自然会提高电的成本，这样很多因为电价是管制的，所以很多电厂没有这个意愿，所以你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你要调整这个产业的政策，促使火电厂要增加这个设备，大幅度的脱销。同时我觉得我们国家机动车最近发展的非常快，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机动车全世界产销量第一，但是我们现在实施的排放的标准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很多外国的汽车公司，他们本身比如说在欧洲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他们实行的是很高的排放标准，但是在中国生产了以后他们把这个标准降低了，所以我觉得第二个核心的措施就是要大幅度的提高汽车尾气的排放的标准，特别是机动车的油品的标准要大幅度提高，那么这个意味着就是说包括生产企业，包括普通的消费者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任务，阻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向松祚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