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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历届“三中全会”备受瞩目,甚至成为了改革的“代名词”。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审议通过了长达2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新任掌舵人习近平则就这一《决定》做了长达12000字的说明——《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由此,外界开始从中捕捉未来中国走势的蛛丝马迹。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此进行了经济学上的解读。
不解决问题就不能前进
“中国目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是此次全会不得不开的背景,因为不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就不能前进。《决定》正是围绕存在的问题展开,力求解决这些问题。”李义平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做大却没有做强,且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中国的实体产业中,却没有出现世界知名品牌,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依赖资源、依赖劳动力、依赖环境,这些资源价格没有充分地被计算。
生态文明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不论是“十八大”,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将生态文明作为了重要议题。而生态文明是后发展国家应当汲取的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教训。
“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被提出。2000年各国领导人共同提出要善待资源、善待环境,环境对人的危害特别大,而且有很大的外部性。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共识。”
李义平看来,中国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突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生了内需和外需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严重失衡。比如,在社保、教育、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
官员腐败严重是第四个需要应对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并且将审批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腐败问题源源不断。典型的计划经济下,“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严格规定权限,严格监督权力,严格处理腐败。
我们的体制把最能干的人引导去做官,这样搞下去,行政机构工作效率反而不高。应当按照监管、服务市场经济的职能,重新设计组织结构。”李义平看来,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第五个重大问题。而《决定》提到,将用现代的管理体系提高整个现代管理的文明程度和能力。
第六是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冷战”以后前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高调回归亚洲﹔日本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都认同的秩序。与此同时,韩国与日本、美国的关系,越南和美国、日本的关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清楚认识三大障碍李义平分析,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六大问题,主要由三方面认识不足造成。首先是党政干部普遍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现阶段的改革不是简单的工业化,中国正面临两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一个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使得中国的发展转型异常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非洲等独立国家也实行了工业化转型,但仅仅是发展转型,而不存在体制转型。中国40年的计划经济虽然成就斐然,但也成为发展的巨大包袱——计划经济造成了强大的行政力量﹔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规则、制度乃至意识形态﹔还伴随着利益集团。“经济学上成为路径依赖,中国经历的计划经济会遗传到当下,影响到人们,典型的就是国家发改委等职能部门。因此,中国的发展转型比别的国家要难。”其次,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存在着极端功利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太功利,只是把它作为工具,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没有健全的制度体系,市场经济的功能是发挥不出来的。”第三,对改革开放的曲折性、艰难性认识不足,对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在某种程度上盲目乐观。渐进式的改革,使难题积累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在改革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曾经的改革者会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今天的改革,党中央不成立全面领导小组就非常难进行,已经不是35年前的改革。李义平认为,“35年前的改革,经济学术语称作'帕累托最优',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增加一个团体的利益,可以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增加。而今天的改革是利益再分配、权力再调整,必然涉及到行政体制、行政机构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的时间阶段,我们不排除某些人还存在着'鸵鸟意识'。”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李义平说,《决定》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不是某一方面。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但是制度变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支离破碎的。市场经济需要一系列的支撑条件,它不仅有产权的变革、财政体制的变革、统一市场的建立,而且有政府职能的转换、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必须全面推进。“中国一旦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那将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李义平说,市场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是把有限的把土地、劳动、资本等资源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作用,比如中国浙江并没有资源优势,但得益于充分发挥了市场调配资源的机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积极性,以短短20年时间完成了欧洲百年工业化进程。“只有市场经济能把所有人掌握的信息调动起来。步入市场经济以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有了大踏步发展,美国翻了16倍,德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当代中国步入市场经济后,30年结果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三次伟大的工业革命都是诞生在市场经济国家。这足以证明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李义平同时指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载体。如果没有系统的制度载体,市场的功能便发挥不出来﹔如果载体有缺陷,市场的功能也会有缺陷。而深化制度改革,首先是明晰产权,国有企业能不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民营企业能不能蓬勃发展﹔其次是严格规范政府职能,能不能创造条件让企业充分竞争﹔第三是统一市场,破除地方保护,打破垄断。第四是保证公平平等地自由进入,资本和劳动能够自由流动。第五是建立诚信的社会文化,形成互相信任的企业精神,降低交易费用。第六是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需要不断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李义平分析说,市场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看不见的手”引导资源的流向,激励创新。如果受外部干预,就会扭曲价格,传递错误信号。比如农业反哺工业的政策,使得农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此外,发挥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李义平说,目前的发展中,有些政府常出现错位、篡位的现象,比如城市化发展中,政府的人为推动造成了拔苗助长的现象,而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就业岗位、能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能不能提供充分的教育资源等等问题,被人为忽视。“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政府过多地将精力放在了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未来的发展中,微观经济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李义平分析说,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如何发展﹔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如何发展,这两者是中国经济扎实的微观主体。当微观主体充满活力的时候,中国经济将充满活力。李义平提出,国有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未来必须要对国有企业的功能重新定位。关于国有资本,国家应当主要采取管理国有资本的形式,而不是管理国有企业的形式。管理国有资本可以是全资,可以是控股,也可以是参股。不能把国有资本绑架在几个国有企业上,一旦经营不善,政府便不得不埋单。无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国家要学会撤回投资,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办事。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