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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6日下午，传来敬爱的师长于光远先生谢世的噩耗，我十分悲痛，老泪横流，思绪万端。我回忆起第一次见光远先生的情景，那是1956年夏天，我在青岛人民大礼堂听光远先生的报告，主题是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他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贯结合起来谈我国未来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他对哲学、自然辩证法、经济学发展的讲述，非常吸引我。当时我才23岁，刚踏上理论教学岗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高水平的学贯两个学科的专家的报告，57年过去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随后，我一直关注、学习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光远先生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经过50多年的探索，特别是近3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仅先后结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部就有七大卷，总计300多万字，还写了市场经济、国土经济、生产力经济、技术经济、消费经济、灾害经济、环境经济、旅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的大量著作。此外，他还写了其他学科的著作。他涉猎极广，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光远先生的经济学著作，从20世纪50年代起，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是我学习经济学的生动的教科书。
1977年光远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年夏，他在大连棒棰岛宾馆主持召开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几本书的编写讨论会，我有幸参加这次会议，直接聆听了他的多次讲演和讨论插话。他深刻地批判了姚文元的 “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要更深一层讨论按劳分配的规律，讲了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的关系、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以及农村中贯彻按劳分配问题等。会上，光远先生特别强调学术民主，不同意见可展开争论。于是，编书组的同志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1979年7月，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配到《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从此，与光远先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他的许多重要经济理论文章都给《经济研究》。他不像有的理论“大家”，文章不许编辑部改动，他却希望编辑部提出不同意见，从不计较文字的改动，所以我们都特别愿意处理他的稿子。
1984年7月，应时任甘肃省省长陈光毅的邀请，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组织以于光远先生为团长的甘肃经济考察团，为甘肃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光远先生让我参加考察团，与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的十位专家同行。我和光远先生及他的秘书胡冀燕同志被安排在一间软卧车厢。列车开动不久，光远先生就拿出笔和纸开始写文章，他的笔同车轮一样不停地向前奔驰，很快一篇文章就出来了。我惊叹他的文思如此敏捷！接着又拿出一篇文稿，进行修改。我望着车窗外的田野，联想起他说过的 “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十分敬佩他的工作精神。有时光远先生也同我们聊天，他总是谈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也问一些学术界的情况，但他从不提一些没有意义的话题，我深感他是在充分利用每一分一秒。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并有西秦岭山地，土地面积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地域差别性大。光远先生到甘肃后，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他要亲自到下面去调查。到兰州的第二天，他就率领考察团乘汽车渡黄河，北上西河一线，先到武威、金昌，然后到了张掖、玉门关、敦煌，逐个县（市）考察。汽车开到县交界处，他就请当地的负责人上车介绍情况，车子继续往前走，边看边讲。到了目的地吃了饭就开会，或者到现场考察。晚上回来，我们个个筋疲力尽，而光远先生却要把一天的感受写成文章，《甘肃日报》和广播电台的记者赶忙拿去第二天发表。我们考察了十多天，光远先生就写了14篇文章。他当时已年近古稀，可是他的精力却超过年轻人，真让人钦慕不已。考察完西部后，又转到白银和东部的定西穷困地区，光远先生深入到贫困户，在黑乎乎的窑洞里与农民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回来后把农民的要求写进调查文稿里。他在文章里，特别强调要解决农民问题，要设法脱贫。他建议把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他提出甘肃致富战略，强调经济结构合理化，利用优势，创造条件，治穷致富，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民得到实惠，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他还建议政府多补贴一些钱给定西农民修水窑，以防御干旱。他常常讲，经济学家就是要多想怎样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十分强调保护湖泊，保护生态平衡。他反对围湖造田、填湖造地。
1993年，我准备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下面成立一个“城市旅行社”，特地去征求光远先生的意见。他一听我们的想法，立即表示赞成。他立即拿出一张他给广州一家旅游企业的题词复印件，上面写着：“玩是人生的根本需求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广州的一家报纸称他为“大玩家”。其实他不会玩，也不玩，更主要的是没有时间玩。他却大力提倡“休闲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听说于光远先生得了癌症，心里十分焦急，就赶忙到北京医院去探视。我走进病房，还没说句安慰的话，光远先生却拉着我的手说：“我现在又在研究一门新的学问。”我心想，既然得了重病，就该好好休息，还研究什么新学问。他接着说：“我正在研究癌症。”他得的病很怪，是乳腺癌。乳腺癌中99％发生在女性，男性仅占1％。我们正谈得热烈的时候，他的老同学、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先生来看望他。他们一见面，病房里更增加了生动活泼的气氛。1936年夏，他们俩从清华大学毕业，从此各奔前程。光远先生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延安。钱三强先生去法国深造，研究核物理。而最终他们又走到一起，为建设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他们俩回忆起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景，当时他们都才20岁，读大学四年级，都满腔热情投入斗争。他们又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一同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联欢节的盛况。两位老人谈得兴高采烈，我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这时，我看到光远先生情绪乐观，一点也不像得了重病的人。我想他有这种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病魔。
果然，不久他就出院了，很快又投入紧张的研究工作。他仍然特别注重调查研究，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席会议、讲演、调研。他飞来飞去，别人给他一个称号——“空中飞人”。就在这个期间，他还学会“玩”电脑，开始用电脑写文章，还开了自己的网站。有一次，我去他家探望，他正坐在电脑桌前非常熟练地敲着键盘。他见到我就兴奋地说：“现在我不用别人给我抄稿子了！”这种好学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1994年，我还读到他送我的刚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他用文学的笔法写随笔、散记，很多散文写得很有文采，他自己说是“鸭子上树”。他决心学习文学写作，戏言要努力成为“21世纪文坛新秀”。后来他还出版了《窗外的石榴花》等几个集子。经济学家写散文，他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的许多经济短论，有的也可以说就是散文。他的散文，对我启发很大，我也学着写这类文字，后来也出了一本集子。这实在要感谢光远先生的启发和示范。
进入90岁高龄后，他的腿脚不太灵便了，要坐轮椅，但是勤奋精神一点也没有减退，仍是一天到晚埋头工作。他很重视城市问题，新世纪初，我写了一本《城市现代化研究》，他欣然题词：“城市化而且进一步城市现代化乃中国再发展必由之路——贺铁臻同志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他还告诉我，现代化城市要重视立体发展，要善于利用地面、空中和地下。城市土地很珍贵，要珍惜利用，不能无限扩大。他反对摊大饼，反对不顾条件地发展大城市，强调大、中、小并举。他愿意参加一些中小城市的活动，2007年，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所属的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在贵州省都匀市召开年会，我以试探的口吻请他出席会议，他竟满口答应，而且说“我坐轮椅去”。开会的前一天，他准时坐轮椅上飞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到了贵阳，立即转汽车去都匀。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坚持不了。哪里想到，他进了宾馆以后，就急忙找市领导和会议组织者了解情况，第二天在大会上作了很长时间的讲演。会后，还坐着轮椅到下面去调研。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他那样高龄又身患重病。
按光远先生自己的说法，他已经到了“收摊子”的年龄，可是他没有“收摊”，还在继续思考，不停地写作，每年总要出几本新书，《于光远短论集》已经出了好几本。他主张“大问题，小文章”。有人劝他多写一些有关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他接受了这个建议。2008年，我去他的新家，这里阳光满室，比他史家胡同8号朝北的工作室好多了。不过，他的书放不下，他还是留恋住了40年的老屋。他拿出一本新出版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送给我，这里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后来，由于我也生病了，走路也不方便，没能再去看望光远先生。没有想到，那次竟是与光远先生的最后一面。他的音容笑貌，他侃侃而谈的乐观精神，至今仍历历在目。
光远先生走了，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朱铁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此文是朱铁臻在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举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