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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从两对变量变化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众所周知，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其中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是两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宏观层面上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从来没有放松过，但在经济运行中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异常缓慢，甚至还出现了与我们的战略目标相背离的现象。为什么经济结构调整如此艰难，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见效还是不明显？这还要从经济结构变化中两对变量特点来分析。
在经济增长中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
第一对变量是需求结构中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同消费相比，投资大多是在政府和企业控制下完成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投资是少数人决策、集中投放、短期见效快。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快变量。每当遇到经济危机时，政府常常利用投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消费变量不同。在经济运行中，消费大多是在老百姓手中完成的（当然还有部分是政府消费），这就决定了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支付、渐进式见效。而且，另一个特点是消费能力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高低、增长快慢等，都决定了消费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同投资一样的大幅度增长。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往往表现为慢变量。面对快和慢两个变量，只要投资还有空间，只要政府和企业的筹资能力不受限制，投资快速增长仍将继续改变需求结构的方向。
在现阶段，扩大内需要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我们还面临着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诸多难题。在宏观上，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快变量—投资的增长，而不利于慢变量—消费的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1992年以来，无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过程中，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1992年到2010年，在经过调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由33.69%提高到46.66%，而居民收入比重由66.31%下降到53.35%。一般而言，在经济运行中，投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消费主体是居民，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显然有利于投资的扩张，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不利于消费。
在微观上，我国居民阶层收入分配结构向高收入群体倾斜，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起来，导致储蓄增加，投资动力增强，而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不足，缺乏消费动力。根据统计资料，按照五等份分组考察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2000年以来收入等级越高的家庭，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就越快。2000年到2011年，城乡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81倍、1.5倍，而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3.16倍、2.23倍，由此城乡内部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1:2.8扩大到1:5.4和1:8.4。由于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长越来越快于低收入家庭，导致了城乡阶层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里以城镇居民调查为例，如果城镇调查家庭总收入为100，从2000年到2011年，城镇40%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占调查户收入比重分别由26.58%下降到22.7%，而20%高收入家庭收入比重分别由31.86%上升到37.6%。而在2011年，40%低收入家庭人口占调查家庭人口比重为43.7%，20%高收入家庭人口占17.7%。这就是说，目前城镇40%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只占城镇当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0%，而20%的高收入家庭收入占到40%。阶层收入结构向高收入家庭倾斜，明显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因为，在经济生活中，中低收入户居民的消费倾向高，高收入户居民储蓄倾向高。这意味着，当不同群体的居民增加收入后，中低收入人群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将拿出比中低收入人群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储蓄。显然，这种阶层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推动了社会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进而带动了投资的高增长，最终投资的高增长又形成了庞大的产能过剩，而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增长受到极大的抑制，最终使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偏低。
显而易见，当前要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并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就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上彻底改变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但是，我国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系统性障碍和长期路径依赖，要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它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这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干部考核机制的再设计，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企业与居民等关系的重新构建等问题。显然，如果不彻底对我国的体制进行改革，这些制约消费增长的障碍因素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破除，最终我国调整需求结构的目标也难以很快实现。
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被替代是快变量，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
再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分析，它属于供给管理范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从产业结构分析，我国还处在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产业占主导地位，无论从工艺路线还是产业链看低端特征都很明显，产业生产长期超过国内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十分缓慢。下一步，中国要想向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结构层次上，应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最终使我国产业结构转变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在第二产业中，不断降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型为代表的低端产业发展比重，大力发展和提高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为代表的中高端产业比重，最终使我国制造业转变成为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结构。
当前，中国调整产业结构面临问题是，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在不断下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又在不断发展同我国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业，并将这些产品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由此对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供给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国内劳动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上涨，都导致低端产业的成本迅速增加，盈利空间快速收缩。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现了不断向东南亚、拉丁美洲甚至非洲转移。毫无疑问，低端产业需求下降和被替代是快变量，如何填补由低端产业快速变化留下来的空间？显然，答案非常明确，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但是，受我国既有体制和产业特性决定，这些产业成长可能是慢变量，在短期内难以很快发展起来，去填补由低端产业快速转移或淘汰留下来的空间。
首先，从产业结构的第一层面看，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业比重，由于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导致上升缓慢。一是我国服务业总量规模增长慢，关键是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及其社会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阻碍，造成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在城镇实现有效集聚。根据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以人口的有效集聚为前提的，因为人口有效集聚使农业转移人口变为真正的市民后，他们在就业、就学、就医、养老、住房等方面能与市民享受一样的待遇，他们必然就能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消费。于是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消费规模便迅速扩张，城镇消费规模扩张必然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现有城乡二元制度条件下，数以亿计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既难以改变身份，也难以享受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他们只是进城“打工仔”，对生产供给效用大，对城镇消费需求几乎没有多大带动作用。因此，只有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制度，打破阻碍人口自由迁徙的羁绊，我国服务业才能实现正常发展。但是，有60多年积淀的城乡二元制度，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被打破，特大城市不可能也不敢在短期内对外来人口大开城门，其他大中小城市也不愿在短期内打开城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为在既有体制安排下，各级城市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利用的农业转移人口成本最低、收益最大。如果要将这些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会突然增加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负担，这对任何城市政府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显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之前，城乡二元制度难改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也不会很快，服务业发展依然会受到传统体制的制约。二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关键是受到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被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所谓“两头在外”。对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知识产权和品脾服务、零部件供应、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需求大都延伸到国外。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发展主要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度不大。显然，要想让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就必须将我国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需求调整为两头在内。显然，这种结构性矛盾也不是很快能化解的。
其次，从产业结构的第二层面看，制造业由以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发展高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换，也是一种渐变过程。因为，以高加工、技术密集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发展，需要技术创新，需要研发设计，需要工艺路线更新和产品结构调整，显然这种变化是革命性和渐进性的，所经历的时间周期要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长得多、难得多。一种自主研发的产品，从研发、中试到示范、推广，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引进一条生产线所花费的时间是很少的。道理很清楚，高加工、高技术产业发展背后是研发创新在支撑，而研发创新背后又是科技人才即人力资本在支撑，但人力资本形成是渐进积累起来的。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试图依靠引进、吸收消化来完成是不现实的，必须更多地依赖原始自主创新。
当前，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再创新中，我国集成创新和再创新做得比较好，因为这两种创新容易，只需要在学习和引进的基础上就能完成，而原始自主创新十分薄弱。这就导致了我国产业发展总是跟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不断地学习和引进，不断地模仿和复制。因此，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要建立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的自主创新体系，这种创新体系的建立是系统性的，它需要有鼓励创新的体制、政策，需要有创新的社会主体，需要有搭配合理的人才结构，既包括培育领军人才、工程师、技术人员，也包括培训技能工人。因此，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而言，高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需要的条件复杂，系统性强，其成长是一种慢变量。作为慢变量，当这种成长速度赶不上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被替代、淘汰的过程，我国将有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一旦出现产业空心化，我国社会就业矛盾、底层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都将暴露出来。届时，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将转化成社会结构甚至是政治结构问题。
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是，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财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干部考核机制上进行整体设计，科学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关系，不断消除制约消费增长的障碍因素，促进消费回归常规增长。加快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破除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羁绊，创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用新型城镇化带动消费增长和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改进我国的创新体制与政策，建立一个以原始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体系，营造创新至上的社会环境，减少种种抑制创新的审批和管制，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公平竞争，精心设计新的激励机制，鼓励研发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用创新推动中国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产业全面升级。
马晓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