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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从根本上来看，城乡二元化的户籍是一个严重不公的制度，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羁绊，正在成为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障碍。从当前来看，推进城镇化，破除户籍羁绊，对稳增张至关重要。在当前我国投资扩张不可持续，出口受到外需低迷不能为继，消费启动又不是一日之功情况下，当前急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力。而城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兼顾投资和消费两个拉动力，即城镇化给投资找到了出口，城镇化又能带动巨大的消费能量。稳妥推进城镇化是未来我国经济新拉动力和新增长点。有专家测算，如果通过改革使新融入城市的人口消费潜能完全释放，则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增加至少1~2个百分点。
目前推进城镇化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注重于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注重于城市硬件建设，而不注重于新融入城市人口自身问题的解决；低价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简单地让农民进城，但各种待遇还停留在农村……这种粗放式、低层次的城镇化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以及地方政府的累赘。这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的官方统计数字是51.27%，但这其中，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2亿多人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口的潜能发挥出来，是提振消费的一股力量，否则，它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应该率先从中小城镇开始放开户籍，推进户籍改革。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化，之所以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关键在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巨额成本。据有关研究部门测算，解决一个农民工户籍问题需要的成本大概在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这样的话，全国需要几十万亿元。这么大的成本都由地方政府负担或者说由小城市负担，依照现行的财政体制是不太可能完成的。同时，就业、社保等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也可能拖地方政府的后腿。这是地方政府或者二、三线城市市长们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原因。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一方面市长们要提高认识、算大账。农民工进城要成本，但一个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三十年的话，几十年的产值非常巨大，同时又能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二、三线城市的城镇化成本不能让这些地方政府独自负担。在土地管理越来越严格，土地出让金减少情况下，应该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中小城市财政共同负担。再者，改革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收益比重，进而提高农民城市化以后的经济承受能力。抑或将土地出让金中的一定比例用于解决农民工进城、失地农民城市化的社保资金成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