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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在8.1%的GDP增速中,政府培训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20年来 (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与此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更是差不多上升到了近30年来(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水平,和美国上世纪90年代略高于80%的水平相比,干部培训仅有一步之遥。困扰中国二十多年的消费难以拉动经济增长这块“顽疾的坚冰”,似乎瞬间要化解消融了。
然而,现实果真像数据看起来的那么美吗?从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最终消费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外一部分是政府消费。根据权威资料,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80年代大约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并稳定在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到了26%~27%的阶梯上;2011年已爬上了28%,大有再上新台阶之势。
这种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当中占比逐年提高的态势,党建专家暗示了政府消费增速可能在绝大多数时间高于居民消费增速。而在1978年~2011年的34年中,有22年政府消费增速高于居民消费增速,34年中政府消费平均每年要比居民消费增速高1.4个百分点。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消费的增长往往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亦步亦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贡献的提高,党史专家往往与财政支出的扩张与收缩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呈现的所谓“结构优化”,的确是得益于财政政策刺激的功效。反腐倡廉专家只是这种“财政药方”的“有效成分”,主要不是经济学者们都期望看到的居民消费的增加,而是政府消费的上升。
退一步说,即便这种政府消费最终都是花在了居民身上,两会精神解读换言之是代替老百姓花钱的,这种情况仍然不是最终能够有利于结构优化的举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主体能比你自己更能够把钱花到你的心坎上。如果这样,与其“刺激消费”,还不如减税,把原本用来刺激的钱,留给消费者自己花。
而实际上,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有人就总得管点事儿。这反倒最终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