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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养成的路径依赖，要改变非常不容易，而转型时间窗口错失之后很难再来，这就是眼下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在经济战略转型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再习惯性地紧盯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而应抓紧构筑稳定的经济政策框架以及高水准的政策执行体系，以抑制非理性刺激政策的再度冲动。
当市场传言将有关市场主体心中的“4万亿”情结撩拨起来时，一时间关于中国近期经济政策走向的猜测可谓五花八门。尽管官方否认再推“4万亿”，并明确了“两个不可能”(即不可能出台像2008年底那种大范围、大规模的4万亿投资政策；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但个别嗅觉特别敏感的地方政府官员还是按捺不住大型项目获批之后的喜悦之情。假如在“稳增长”旗号下真的打包进去一些刺激性菜单，则舆论对再现三年多前刺激政策场景的担心，绝非多余。
笔者曾说过，在存在诸多利益结构的市场中，所谓集体理性其实是伪命题。同样，即便中国政府在当今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拥有最强的经济动员与管控能力，也不能保证各级、各地政府在敏感的经济下滑期均能保持集体理性。何况这些年来，在经济建设或者说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早已养成了“保增长”的政策习惯。虽然年初中央在对今年的经济增长计划中确实表现出了放弃“保增长”的政策倾向，但在配套的政绩考核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面前，只要即期经济指标落后于预期，谁能保证地方政府乃至政策主管部门能时刻与最高决策层保持一致？
其实，尽管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差强人意，但远未下滑到需要大规模刺激的地步。而从最近15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1997年、2003年、2005年和2008年都面临过内外部危机的诸多压力，如今回过头来看，其时的经济形势尽管不好，但远未达到崩溃边缘。而今，市场上根本没有出现类似2008年底2000万工人几乎一夜失业的情形，外部需求暂时也没有大规模断裂的迹象，为何各地政府要喊痛？也许有人说，一季度8.1%的GDP增速已够悬的了，偏偏国家统计局给出的4月经济数据延续了前三个月的减速特征，而3月部分经济指标呈现出的缓中趋稳的改善迹象却未能在4月延续。假如任由这种趋势延续，则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硬着陆”困境，所以中国经济急需“吸氧”。加上海外舆论不时唱空中国经济，以至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分贝不时放大，不少信息甄别能力本就不强的地方政府于是越发担心本地经济指标与增长前景，急盼刺激政策的出台便成为自然的逻辑延伸了。
毫无疑问，有关市场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动向的诸多猜测以及基于局部利益考量的若干先期行动，是在微妙时间窗口期试图激活过往业已固化的经济增长与调控思维，也是与中央既定经济政策相背离的非合作性博弈。因此，在此微妙时期，中央要做的，首先是要确保2012年的各项既定目标不受干扰，并及时向市场释放清晰且坚定的政策信号。微调政策尽管可以有，例如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下调，协助新能源企业的融资以及加大对中西部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等。但是，关于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政策选项，理应被排除在决策议程之外。
其实，细究一段时期以来有关各方对刺激政策无限期待背后的动机，本质上可能并非专注于有效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这两大命题，而是借此政策杠杆强化局部或团体利益，换句话说，可能是对既得利益蛋糕的一次合法做大。事实上，看看当年的“4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资金的具体流向，就知道谁是该轮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让本来就握有最多政策与资金资源的有关市场主体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再度获益，不仅难以避免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增大财富蛋糕的分配不公，加剧经济失衡，抑制投资效率可能更高的民营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更有可能引致资产泡沫的破灭，使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低效率状态。谁都知道，这些年来，在既有政绩考核体系下，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对提供公共品的热情一直不高，那些投资规模大，见效快的重化工业项目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偏爱。加上利益集团的不断游说，很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以至于为了短期的社会稳定而牺牲经济转型的大局。
而今，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被置于了更加重要位置的背景下，尽管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本身并无不妥，但有鉴于执行层面的扭曲已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常态，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和各级各地政府在“稳增长”的旗号下，将经济转型这个系统又复杂的命题置于脑后的概率很大。果真如此，则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为了追求表面增长而贻误转型时机的恶性循环状态。这是当前“稳增长”需要加倍警惕并防范的局面。
今日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捉襟见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既有经济学积累越来越“不够用”。尽管经济学的研究进展落后于现实经济问题是常态，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者理论储备和预研能力提高缓慢，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导致相关政策建议很多时候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而且即便有了好的经济政策建议，在势力强大的某些地方政府眼里，也仅仅是某项建议而已，很难化为政府的实际行动。或许，这才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中最大的难题。
多年来养成的路径依赖，要改变非常不容易，而转型时间窗口错失之后很难再来，这就是眼下我们所面临的处境。中国经济发展已到了必须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有效性的阶段，不能再习惯性地紧盯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了。在经济战略转型大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构筑稳定的经济政策框架以及高水准的政策执行体系，以抑制非理性刺激政策的再度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