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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放缓背景下，温家宝总理新近提出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经济政策的主张，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并开始更多期待。与此同时，一些舆论注意到前几天发改委体改司官员表示，有条件的乡镇应“升格”为中小城市，这与政策微调的背景究竟有无关联，各种看法不一。而未来经济格局和政策变化的动向究竟如何，最新的猜测也开始出现。
《华夏时报》记者10月26日特别邀请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阐述他的观点。
乡镇“升格”与否发改委尚未定调
《华夏时报》：有发改委体改司官员最近表示，沿海地区有条件的乡镇应“升格”为中小城市，这一政策趋向与目前经济趋势有无关联？
王建：我认为，这与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化似乎并无多少直接关联，因为这是长期以来各界都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搞工业化，城市化明显滞后，虽然早就提出让那些已经具备条件的乡镇变成城市，但沿海地区城乡不分的空间结构特征，业已维持了有30年。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是有针对性地与当前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关联。
发改委各司局对于相关问题，未必都有一致看法。在领导尚未定调的时候，大家怎么说都有道理。
《华夏时报》：客观上，眼下将一些乡镇“升格”为中小城市，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是否有一定作用？
王建：我一向主张，要搞城市化，那就是大城市化。中国如果继续搞小城镇化，所付出的成本就太高了。本来就没有多少土地空间可以使用，再搞小城市就是对土地资源非常大的浪费。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多发展大城市，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华夏时报》：您过去也曾提出城市化不仅是经济问题，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将会受到阻碍吧？
王建：无论走大城市发展的道路，还是推动中小城市建设，都有一个如何解决农民工身份转换、进城门槛等所谓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但这与经济发展问题，毕竟是两回事，其并非直接指向如何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华夏时报》：虽然战略方向正确，但操作路径上如何规避一些风险？
王建：所谓的风险，可能主要来自于搞城市化的时候，没有一个好的规划，往往大家蜂拥而上，或借城市化之名拿地，这不是真搞城市化，而是伪城市化，其动机并非真正要推动城市化。
并未真正转型是最大现实问题
《华夏时报》：城市化进程能否倒逼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
王建：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模式，还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没有需求了，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如果不推动城市化，经济发展的道路将会越走越窄。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从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这比所谓建立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要现实得多。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已经出来，如果扣除出口价格指数，实际出口增速只有8.7%，这是自2007年以来实际出口增速首次低于GDP增速。2007年，中国进出口经济增速7.5%，当时的经济增速14%以上；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增速降到2.2%，经济增速9.1%。显然，相比之下经济增速减了5个点，进出口也减了5个点。那么，今后的增长靠什么？动力何来？继续依靠出口的增长方式已难再持久，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增长迅速下滑。
现在是追求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更具现实意义，还是从发展上迅速解决由外需转为内需的问题更为紧迫？
中国正面临很严重的生产过剩，这个过剩过去是被全球化给化解了，现在已没有这种化解机制，这就面临最现实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从今年8月以来，钢材价格一直在下跌，到现在已演变成暴跌，一周之内钢材价格下跌5%，这可不是小数字。由于产能不断在释放，结果导致一方面市场需求受压抑，另一方面产能不断增加。现在中国的炼钢能力已经达8亿吨了，可是炼钢的产能还在往上走，这怎么了得？岂不压迫市场需求？现在问题非常集中地到了在新全球化被次贷危机中断以后，中国应如何转向新的发展模式上。不转就是死，但现在基本上没有转，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明年政策基调或会出现新变化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宏观背景的发展趋向？
王建：物价在6月份以后连续走低，让人们觉得物价问题似乎已经缓解，政策或许可以有所松动，大家盼松动，盼物价赶快降下去，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也很正常。但实际情形未必真的有多好，还得继续观察。
其中有几个因素需要分析。今年前三个季度农产品(13.53,0.08,0.59%)价格一直在上涨，只是最近有所回落。而推动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根本没有消失。虽然猪肉价格有所回落，但粮食价格中，大米、面粉的价格还在上涨。前一阵，输入型通胀压力有所减缓，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最近又有所抬头。
因此，现在还不到做结论的时候。到11月份，物价或许再度上扬。其推动因素，仍是粮价。粮价已经累积了很多上涨的因素。去年粮价持续回落的趋势就是在去年11月戛然而止后又迅速上扬。11月是秋粮集中上市的时候，此时很有可能累积的农产品涨价因素又一次出现集中释放的情形。比如，去年很多人说物价高峰在七、八月份，我说这不对，到11月份可能破五，事实证明果然破五。所以，到秋粮上市以后，我们再看吧。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温总理新近提出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经济政策的主张与宏观背景之关联？
王建：中央政府应该已经感觉到存在经济降温的趋势，因此的确是有些担心。这实际上是一个政策调整的信号。所谓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显示了由于马上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经济工作的调子，明年继续从紧的政策恐将难以继续。我一直在说，当前通胀的性质并非货币太多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其紧的结果，只能把经济紧下来。观察目前的情况，确实如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物价并未下降多少。明年政策因此或有大的调整。
所以，温总理新近的政策表态，应是在为将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些铺垫吧，明年政策调子或会出现变化。
国际吹来的风越来越凉
《华夏时报》：政策的这种变化现在似乎已有非常明显特征？
王建：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已足够让决策层重新思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明年国际经济形势更严峻，如果明年出口只增长几个百分点，那怎么办？国际吹来的风越来越凉，这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紧缩就可以应对得了的。毕竟很大一部分增长来源于出口，所以，政策调整的可能性非常大。
《华夏时报》：对于中长期趋势，您做怎样的基本判断？
王建：我依然坚持原来的判断，即现在应该开始进入下行期，大概今年经济增长9个百分点，明年8个百分点，后年可能7个百分点。
《华夏时报》：欧债、美债未来演变会有怎样的趋势？
王建：无论欧债、美债，也无论什么原因所造成，它们这次将很难从危机中走出来，其结果就是导致经济持续收缩，这也直接导致中国出口收缩。
地方自行发债要谨慎
《华夏时报》：所谓中国地方债问题，是个问题吗？
王建：中国地方债如何处理，这是个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担心会否发生债务违约。明年是地方债还债高峰，地方政府目前来钱的方向除了股市就是地产，如果这两个来源都没有，路将被堵死。估计明年中央政府对地产的调控不会放松，但股市若没有利好政策，地方政府因此没有了来钱的路，那就真的要死了。本来其可以用地方上市公司的股权变现来归还欠债的。总之，中央政府一定要考虑给予地方政府一个出口，因此明年有可能采取一些有利于股市的政策措施。
《华夏时报》：对于最近由中央贴息让一些地方自行发债的试点，对这项政策，您怎样看？
王建：这个做法有点风险。我们曾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纷纷放开到国际上借款的时期，最后，其还不起的欠债还是由中央来背负或买单。这说明只要让地方政府借债，它就敢借，几年一换届，主管领导走了，谁知道谁借的债？
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只是重点解决了财政收入的问题，却并未很好地解决财政支出的问题，使得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造成现在中央给粮票，让地方政府掏钱的状况。现在地方政府已掏不出钱，也有理由说自己没钱。
自主发行地方债试点的办法试图解决地方政府资金来源问题，但太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思。既然要改，就应对财政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改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并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