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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成为美国次贷危机转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标志。金融危机以来，华尔街没有死，但全球经济也没有活，都不死不活。华尔街的急性病演变成了全球的慢性病；欧洲则因为体质太弱，又由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也就是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欧债危机。2009年，金融危机稍有缓解时，有人认为会出现V形反转，但我认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不可能一次完成，应该是一个“W”形由大写到小写的渐进过程。从美国“两房”退市到雷曼兄弟倒闭，从冰岛破产到迪拜危机，从美债降级到欧债危机，应该说都证实了这一点。面对不断恶化的欧债危机，稳健的货币政策十分重要，中国有必要实行“三角” 型货币政策，在总量之外，还要注意货币政策的结构和质量问题。
将现在的欧债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比较，区别主要有四：一是病症不同。2008年的危机是单一的金融危机，而此次欧债危机是复合型危机，既是债务危机，又是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二是病根不同。2008年危机源于美国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的过度创新、监管部门的严重失职。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我有个比喻：银行把次贷证券化(MBS)，相当于把一位80岁的老太太打扮成四十多岁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投行又将次贷债券再次证券化(CDO)，把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打扮成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评级机构又给这些证券高评级，证明她们就是二十来岁；保险公司又对这些证券保险(CDS)，保证她们是处女。而此次危机则源于“欧猪们”(PIIGS)长期实行的超过自身财力的超高福利主义与极端民主化政治体制的矛盾，以及欧元区货币政策统一性与财政政策差异性的矛盾。三是救治不同。2008年危机后，各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此次危机各国则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四是病情发展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场急症，病情来得急，各国联手抢救后，变成了慢性病。而目前的欧债危机是慢性病，各国反应迟缓延误了病情，慢性病又转成急症。
目前来看，解决欧债危机大体上有四个选项：一是“判处死刑”。希腊破产退出欧元区，剔出一粒“老鼠屎”，保全欧元区这锅粥。但要防止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连锁反应的事件重演。这个很难。二是“缓期执行”。“欧猪们”与德法等国各退半步，“欧猪们”节衣缩食赖在欧元区，德法等国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问题是，救助国和受救国的民众都不乐意，可能令骚乱不断、乱上加乱，弄不好政府还要垮台。三是“携款潜逃”。德、法两国单干，欧元区解体。这倒省事，但好不容易才弄起来的欧元区就这样垮了，国际形象太不好，历史上也没法交代。四是“继续作案”。欧洲央行比照美国搞“量化宽松”。但如果消费者没有信心，企业不愿投资，多印的票子就会跑到别的国家去，结果自己没救成，反而祸及全球。
由此可以判断，当下欧债危机正趋于恶化且难以解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应对？
第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通胀问题。弗里德曼讲，所有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真有这么简单吗？我们承认，通胀是货币现象，追逐同等商品的货币多了，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但通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比如投资拉动型、成本推动型、外部输入型通胀，都可归于经济因素；通胀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心理现象，比如由于炒作和跟风，造成“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等。通胀不仅是社会现象，也是自然现象。日本地震造成核辐射引发中国碘盐价格猛涨，不就与“自然”有关吗？最近泰国遭受洪水，稻田大片被淹，可能影响明年国际粮价。通胀不仅是国内货币现象，也是国际货币现象。危机后美国大开印钞机，造成大宗商品大幅反弹，波及全球。我说这些例子的意思是，解决通胀光靠货币政策不行，要打“组合拳”和“团体赛”，还要打心理战。
第二，要实行“三角” 型的货币政策，当前尤其要注重货币政策的结构问题。自然科学有一条原理叫“三角形的稳定性”。其实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原理，在社会科学，在经济学，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同样适用。纵观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基本都是“单边型”，即注重总量。货币政策有四大目标：稳定币值、促进增长、充分就业、平衡收支，都是总量问题。一般情况下，稳定币值是主要矛盾，特殊情况下(如金融危机时期)其他目标也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甚至出现多重主要矛盾。不管怎么讲，“总量”只是货币政策的一条“边”。
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边是“结构”，也就是通过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改善信贷投向。在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上，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也难以合理，即使暂时合理也不会持久；只有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合理。结构问题不仅是自身问题，解决不好还会反过来倒逼总量。
货币政策的第三条边是“质量”，重点是“四个防止”，即防止通胀、防止通缩、防止不良资产、防止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房价)非理性波动。这里说“非理性”，因为市场不可能不波动。这“四个防止”，管理当局既要各有侧重，又要协调联动。
第三，既然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有一个如何稳健的问题。现在是体制内从紧，体制外过活，实际上是“加权平均”式的“稳健”。银行的闸门是管住了，体制外循环却愈演愈烈。融资渠道多元化了，宏观调控就要处理好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融资结构关系，要着眼于人民银行提出的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