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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平稳较快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6%，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属快速范围，符合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要求。二是三大需求均衡拉动。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均处于平稳较快增长状态，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旺盛，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并明显快于国有单位投资，说明自主增长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三是通货膨胀压力尚未缓解。1—7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1%，价格逐月攀升趋势仍未改变。综合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未来几个月，应坚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不变，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
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
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关键在于稳定物价。物价关系千家万户，物价上涨意味着广大居民的货币财富蒸发。从执政为民的要求出发，必然要把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去年下半年以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本推动性和输入性特点。在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中，食品价格上涨占整个涨价因素的60%以上，城镇住房价格上涨占20%多。而食品、住房价格上涨，从本质上说又是供给不足造成的。应针对这些情况，采取有力措施。
稳定城镇住房价格，关键在于增加普通住宅建设的土地供应，同时确保保障性住房按计划开工、竣工。必须根本改变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而推高房价的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价方面的责任。应当看到，住房是商品，但又是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商品。必须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住有所居作为发展房地产业的根本目标。要吸取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教训，把稳定城镇住房价格作为稳定经济的重要举措，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城镇住房价格的各项政策。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把房价稳定在合理水平是可以做到的。有的城市已经成功地把房价收入比控制在6∶1左右，即一套普通住宅的售价相当于居民户均年收入的6倍左右，就是一个充分证明。
在食品类商品中，粮食供给和价格是稳定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是肉类和蔬菜，其中仅猪肉价格上涨就拉动价格总水平上升1.37个百分点，占上半年消费价格上涨因素的25.4%。为什么猪肉价格上涨这么猛？原因在于一年以前的价格过低，而价格低的原因又在于此前的两三年价格过高。每三四年波动一次，猪肉价格涨落表现出典型的周期性特点。解决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出路只有两个：一是通过生产者与销售商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实现按市场需求均衡生产；二是发展规模化养猪场，这是实现按合同要求的数量和质量科学安排生产的前提条件。尽管这样做有一定难度，但国内外经验表明，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抑制蔬菜价格上涨，关键在于实施“菜园子”工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抑制通胀，实行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各个城市都建设了一大批菜地。十几年过去了，昔日的菜地有许多建起了楼房。现在大中城市蔬菜供给的60%—70%依靠外地长途运输，造成大量损耗，消耗大量能源，推高了菜价。城市蔬菜自给率保持在6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应把“菜篮子”工程延伸为“菜园子”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这是降低城市蔬菜价格的根本出路。
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为了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必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财政投资应用作诱导性资金，通过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奖励创新、扶持创业就业、资本金注入等措施，把包括银行信贷在内的社会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货币政策应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实行有松有紧的差异化政策，特别是对增加食品、住房中短缺品种的供给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把财政资金运用到对银行信贷等社会资金投向的引导上，就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形成结构调整的巨大合力。同时，把社会资金吸引到需要大量投资的地方，有利于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
当前，应注重把社会资金吸引到以下方面。
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发达国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为7∶3，而我国目前是3∶7，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潜力巨大。应抓紧完善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发展各类基金等合格机构投资者，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选企业、价值发现和财富分配功能，尽快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投入大量资金加快建设。应积极推广特许经营权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把社会资金吸引到这些领域。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和立体停车场建设社会需求巨大，应允许企业投资建设和自主经营。应鼓励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托儿所、民办养老院，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应通过优先提供贷款、优先发行企业债券和在股票市场上市等措施，鼓励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集聚，以尽快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经严重制约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制约就业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税负过重。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实行的营业税比第二产业的增值税税负一般重1/3。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试点，并尽快推广。同时，提高个体户营业税的起征点，为服务业发展和群众性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农业现代化。目前，加快农业现代化面临着难得机遇：一是社会资金充裕，亟待寻找投资出路；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存在招工难问题；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14.42,0.10,0.70%)需求旺盛，投资生产高品质农产品能获得可观收益。要创造一种新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资于农业现代化建设。应鼓励创建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通过提高农业集约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变为物质储备
我国外汇储备较多，且仍不断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资涌入，迫使央行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美联储连续两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借助美元贬值向国外转移危机负担，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使我国大宗进口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美元贬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威胁着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一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能源资源等物质储备，是规避外汇贬值风险的必要途径。而且，扩大海外投资可以取得多重效益：一是通过获取更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打破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二是通过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转移国内过剩的制造能力，创造出口需求，带动零部件、原材料和劳务出口；三是通过国际并购，利用国外企业的科技资源和营销网络，迅速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四是通过扩大人民币对海外直接投资，扩大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扩大海外投资，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调动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的积极性。现行由商业银行从央行外汇市场购汇的办法，等于把汇率风险全部推给商业银行，影响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如果允许商业银行以人民币为质押，央行把等量外汇转存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把外汇贷给用汇企业，商业银行和用汇企业均借外汇、还外汇，就能把商业银行开展外汇贷款业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调动起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把部分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就是可能的。
由于我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为了规避投资风险，每一个海外投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充分论证，请有资质的咨询公司进行风险评估，或与国外有经验的企业联合投资，建立投资风险责任制。有条件的应与投资对象国的政府或企业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以尽可能减少投资失误。驻外使领馆应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
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取得更大进展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从深层次看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即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带动、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抑制通胀和稳定增长双重目标，必须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取得更大进展。
大力调整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为此，必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新增部分向中低收入者倾斜，重点是增加农民收入。应扩大公共服务消费，尽快改变教育、医疗、幼儿园、养老院、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供给不足的局面。力争经过5年的努力，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提高。
努力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建立国有企业技术进步激励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落实中央关于鼓励技术创新的一系列政策，积极实施人才战略。改革教育体制，重点培养创新型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强化企业经营管理，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科学治理结构。
此外，在产业结构上，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局面；在城乡结构上，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尽快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在区域结构上，鼓励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