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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双双发出警告，警示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了“新危险期”。上周以来，欧债危机继续蔓延发酵，资本市场巨幅震荡引发的金融风险“涟漪效应”正冲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经济恶化程度远超预期，加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再次衰退的恐慌。这一切似乎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集中显现，全球经济是否陷入“二次衰退”呢？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从三年前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如果以GDP水平衡量，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全球前六大高收入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产出超过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
尽管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与之相背离的是，跌跌撞撞的复苏过程却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灾难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复苏——真实就业率持续下滑，经济复苏艰难，全球制造业PMI指数降至两年来低谷。8月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1%的高位，非农就业岗位增长规模为零，远低于预期的增加6-8万人，为1945年以来首次非农就业零增长，这也成为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导火索，然而令市场悲观的数据远不止这些。
全球制造业也集体遇冷。受新订单收缩和工业生产疲弱影响，8月份美国制造业PMI指数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为两年以来新低。日元升值效应进一步显现，日本制造业活动增速放缓，制造业PMI指数比上月回落了0.2个百分点。德国制造业增长大幅放缓严重拖累欧元区制造业，欧元区PMI指数比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两年以来首次低于50荣枯分界线，全球供给增长开始失速。
美国二季度GDP增长率下调后只有1%的增长，大大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的3.1%(2010年以来的五个季度，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3.7%、1.7%、2.6%、3.1%、1.8%)。欧洲经济复苏几乎陷入停滞，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2%，其中德国经济环比增长0.1%。日本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3%，这意味着日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而在以出口驱动型增长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方面，由于高通胀压力以及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尽管经济增速仍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但也开始出现放缓势头。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印度调降本财年经济增速为8.2%，而巴西一季度4.2%的增幅也远不及去年7.5%的增长。
更为严峻的是，近期欧洲银行业危机开始浮出水面，银行体系流动性枯竭和融资困境不仅破坏了金融部门救助欧债危机的能力，也可能导致私人债权人参与救助计划流产。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恶化之间形成的连锁反应让新一轮金融海啸的脚步正在迫近。
为应对“强货币”对“弱经济”的冲击，近日日本将新成立总额1000亿美元的“应对日元升值紧急基金”，新首相也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入市干预。除日本央行外，新加坡银行、泰国央行、韩国央行、澳洲央行也开始酝酿或在必要时准备干预汇市。全球未来货币干预加强，很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贬值竞赛”。这不仅扰乱了全球货币秩序，使各国货币政策博弈更趋复杂，也导致主导汇率信号发生扭曲，引起全球金融动荡，进而扰乱全球贸易关系加剧贸易摩擦，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更加艰难。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加大，债务危机不断升级，QE3蓄势待发，政策冲突引发的货币大战已经开始。欧美债务危机以及经济增长遭遇逆风导致欧元、美元竞争性贬值，而日元、澳元、人民币、新加坡元、韩元等兑美元汇率创出数年来新高。强势货币不仅对这些高度依赖资源出口和制造业出口的国家影响极大，也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对二次经济刺激的预期普遍升温，甚至连货币收紧的新兴经济体也有政策立场转向的苗头。巴西出人意料降息，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大有跟进的意愿，这情景似乎与三年前的市场恐慌和政策恐慌如出一辙。各国的决策者需要认真的反思和警醒——为应对金融危机，摆脱经济低迷，“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的逆势扩张，似乎更符合摆脱危机的需要。
然而无论是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还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都是周期性政策，而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大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问题，是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因此，仅仅通过反周期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非但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效果，反而由于这些不计成本的救市政策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负面效应。
事实证明，当前的经济困境恰恰就是2008年以来反危机政策的后遗症的集中显现。美国第二轮刺激政策退出后的经济失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及其各国之间的政策冲突而引发的货币战争轮番上演，这恐怕不能归咎于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恢复“过慢”，“失当”的财政与“失控”的货币才是制造一场新危机的“元凶”。如何避免危机不断的周而复始，需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应对危机的治理机制和政策，各国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刺激，而是一场漫长而非常痛苦的经济结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