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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从实施一揽子计划的强劲反弹逐步放缓到9.5%～9.8%的增长平台，2010年第三季度增长9.6%，第四季度增长9.8%，今年第一季度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对我国经济增速的变化，各方面声音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进而会出现滞胀，有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增速过快。如何认识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就成为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判断我国经济增速的合理区间，最重要的是看经济增长速率与潜在增长水平是否大体一致。潜在增长率，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水平。从短期看，受到需求因素影响，实际经济增长率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但从中长期看，可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等测算潜在增长率变化，但粗略一点，也可以将过去一个时期平均增长率视为潜在增长率，如197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可以大致将10%左右的增长率视为过去30多年的潜在增长水平。我们判断经济增速是否处于合理区间，就要看实际增长率是否明显偏离潜在增长水平。
从短期看，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没有因为外部冲击而发生大幅波动，经济年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9%以上，季度增长率呈现V型反弹。这一时期经济较快增长与实施一揽子计划是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政策刺激下的非常规增长。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
从国际看，今年年初以来，虽然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但发达国家增速明显放缓。美国经济第一季度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8%，明显低于2010年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分化，第一季度德国经济同比增长4.8%，是带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同比分别下降4.8%和0.7%；日本经济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拖累，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被迫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各种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增加，无疑对我国稳定外需带来不利影响。1～6月，我国对欧盟和美国分别出口1644.8亿美元和1455.1亿美元，增速均为16.9%，不仅明显低于2010年同期增速，而且也低于今年同期24%的总体出口增速。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向自主稳定增长的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正常的，也有其内在合理性。通常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过旺，必然引发物价上涨，形成通胀压力。相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物价上涨就会得到有效控制，通胀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经济增速适度放缓，还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经验表明，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下，增长速度过快，提高居民消费率、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等结构调整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从国内看，随着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项目进入尾声，加之信贷规模收紧、资金成本提高、房地产市场降温和企业库存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年初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明显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受部分刺激消费政策退出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关联影响，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增幅放缓，对消费增速也有重要影响，今年1～6月与2010年同期相比，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销售同比增速下降7.1个百分点，家具下降8.5个百分点，汽车下降22.1个百分点，对消费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虽然过去几个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PMI指数、出口增速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但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下半年受水利及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3.8%，明显高于固定资产平均增速，表明市场自主投资力量正在增强。支持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工资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带动下持续上升，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综合考量经济上行和下行两方面因素，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从中期看，
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巨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提升空间较大，加之城市化加快发展，区域发展回旋余地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潜力，从中期看，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态势。
第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第二，城市化加速发展。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9.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巨大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第三，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研发水平仍然不高。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上述两个比例分别仅为24.9%和0.84%。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将在主要产业领域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四，“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约670万人，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完全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第五，区域回旋空间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使产业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
第六，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长期看，
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放缓，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经济增速难以保持在过去30多年接近10%的平均增速，但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第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会向下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2.6%，比197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6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支出增加，以及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难度较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第二、第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将持续下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第四，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4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准煤翻了一番多。2000～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准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对经济较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
从国际机构预测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率将经历一个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11～2015年中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16～2020年下降到7.0%。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加快，今后一个时期储蓄率将有所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将逐步放缓。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11～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继续缓慢下调。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后，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经济减速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创新为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