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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徐洪才,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教授,1996年获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研究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证券分析师和证券保荐人考试命题专家,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以及多家地方政府经济顾问和集团公司财务顾问。曾走访中国200多个城市和200多家上市公司,为全国10余万民营企业家和各级政府官员授课,并于2009年度获“中国百佳管理培训师”称号。多次赴美国、欧洲出席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演讲。
2011年6月份,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高达6.4%,控制通胀成为眼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不难预料,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不会改变。但是,到底该加息?还是该提准备金率?这个问题颇令人困惑。自2010年1月开始,央行先后12次提高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自2010年10月开始,先后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使得广义货币M2增长从2009年底的26.1%下降到了2011年6月底的15.9%,已基本处于合理范围。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经济增速由2010年一季度的11.9%,逐渐放缓到2011年二季度的9.5%,放缓趋势还将继续,而物价却居高不下。2011年前6个月,我国CPI同比分别增长了4.9%、4.9%、5.4%、5.3%、5.5%和6.4%。
与国际潮流相比,这种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常态化”的做法值得商榷。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对冲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而过多投放的基础货币,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对商业银行来说,意味着可利用信贷资源减少,实际是不合理限制了商业银行正常流动性、减少了利润。2011年6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78.64万亿元,贷款余额51.40万亿元,存贷款差额高达34.64万亿元。
央行官员曾公开表示,理论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没有“上限”。但是,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降到了0%,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灵活确定存款准备金水平。随着金融创新的推广,央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给作用越来越小,发达国家已基本放弃这一政策工具。上个世纪末,我国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经维持在6%的水平,2003年以后逐渐上调。目前,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上调到了21.5%。
央行过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以下负面影响。
第一,央行支付巨额利息。截至2011年6月末,我国央行吸纳存款性公司存款约15万亿元,在公开市场发行央行票据约3万亿元,每年央行必须为此支付3000多亿元的利息,实际也是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第二,人为造成大型国有企业“不差钱”和中小民营企业“钱很紧”的不公平竞争,资金数量配置“双轨化”和利率“双轨化”,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
第三,长期维持实际利率为负值,实质是“居民补贴商业银行,银行补贴国有企业”。按照目前3个百分点负利率计算,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一年利息损失高达1万亿元。如果每年增加1万亿元居民消费,在乘数效应作用下,最终将会增加几万亿元产出。长期维持负利率,抑制了消费,鼓励了国企盲目投资,造成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恶化了经济结构,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央行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对加息却心存疑虑,助长了投机和资产泡沫。不加息的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国际热钱流入。实际上,在资本严格管制情况下,热钱一般是不会冒险追逐2~3个百分点利差的。从根本上说,资产泡沫是利率信号长期扭曲造成的。
因此,笔者认为,下一步货币政策调整,应该更加关注实际利率变化,并将前期矫枉过正的准备金率适当调整回来。否则,经济可能硬着陆,而通胀却下不来,滞涨可能真的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