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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人口普查(下称“六普”)主要数据的公布，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本次调查数据反映了中国人口在新世纪(19.48,0.05,0.26%)第一个十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除了人口总数减少之外，家庭平均人口数也呈下降趋势。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另外，本次普查反映出我国人口在年龄构成、性别构成等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虽然六普目前公布的细分数据不是很多，但几个大数已经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人口变局。六普结果显示，2010年11月1日我国人口的总量为13.4亿，较2000年净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0.57%。而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之间，我国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是1.07%。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
这些数据背后蕴含的变化，意味着我国未来人口发展将面临挑战与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涉及全民福祉的公共政策，值得各界深入思考与探讨。5月14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TC)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举办了“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讨会，对影响和制约中国发展的突出人口挑战进行界定，对可能的公共政策选择进行分析和评述，引导社会各界深入、客观地认识当前的人口发展问题。
清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计划生育具体政策调整时机已到
六普数据也反映出我国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增幅远高于总人口增幅，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年达到现在9.0年，其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集聚趋势非常明显，世界人才城市已见规模，北京市、上海市人才聚集非常突出。
六普数据表明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4亿。因为我本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专家，参与了“十一五”，现在又参与了“十二五”，所以做了一下研究。如果总人口数据准的话，可能政策方面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十一五”提出的目标是13.6亿，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结果控制少了2028万人。即便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基数，应该是在13.41亿，那么实际上也比这个统计报告数少了128万。这就告诉我们，此次人口普查搞清楚了我们总人口的实际家底，这样才能对未来的人口政策，包括相关其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做到心中有数。
就人口流动而言，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达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了81.03%。著名经济学家认为这加速了地区间、城乡间人口的流动，使人民充分享有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就学自由，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革命。
从城乡结构动态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城乡结构经历的从二元到四元的发展历程，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由城镇正规经济、非正规经济以及农村非农业与传统农业组成的四元结构。这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之处。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道路，既有别于已经发达的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人口大国从二元或者三元到一元的转型道路。在中国所呈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因而未来演变也是十分独特的，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
另外，本次普查也重塑了中国经济人口地理版图。从人口地理分布动态变化来看，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城乡结构问题，也是人口区域分布的重要驱动力。人口不断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规模庞大又比较贫困的省份、地区，人口跨省流动、进城务工的规模不断变大。一些省份人口急剧增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北京等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从人口增长、家庭结构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市场需求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进程。2000年，每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是3.44人，2010年是3.10人，家庭住户数从3.68亿户提高至4.015亿户，这就产生了对住房巨大的需求；尽管全国平均数是3.10人，但是城市的平均数已经低于3.0人，住户迅速增加以后，就会对中国的房地产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刺激。我国去年住宅的销售面积超过10亿平方米，相当于美国最高峰时的三倍，相当于日本的10倍，已是世界最大规模住宅消费市场。
中国之所以实现了过去三十多年9.9%的经济高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等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然而我们面临的紧迫前景就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甚至“人口负债”时期的来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时候做出一些行动，为后人缓解人口上的压力了。
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挑战，就是未来中国将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局面。2010年中国少年儿童，即0到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显著低于2000年数值，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下降；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2015年之前将突破2亿人。
这也意味着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此，为回应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应将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防止人口结构失衡、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严重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六普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
少儿人口占比过低是个大风险
这次普查公布的人口总数比我们预期的大概少了2000万，我们预期13.6亿，公布的是13.4亿。这个现象令人口学界比较惊讶，进而引出一些问题。
那么，总人口数减少在哪里呢？是劳动年龄人口吗？也不是。著名经济学家称这次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字要比之前预期的多了1000万。这个数字相差很大，到底怎么回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只知道，老年人口数超预期，劳动人口数也超预期，但总人口数低于预期，那么一定是出生人口少了。实际上，少儿人口的比例下降得非常大，绝对数非常小，这才是真正超出预期的！
少了这些人是什么原因？是死亡率超过预期？显然不是。六普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都超过了我们之前的估计，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人口寿命在延长，延长的程度超过了人口学界的预期。
这意味着我们以前的预期出问题了：对寿命延长估计得不足，对生育率则显然是高估了，而且是严重高估，对老龄化略微低估了一点。
严重高估生育率会导致对未来的重大影响。我们过去老有一种概念，就是出生人口数少一点好，那样我们国家的总人口就少了。这个事情不能看绝对了。因为今天的少儿人口就是明天的劳动力，就是支撑整个社会运行的人口，如果它下降得太快，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以前是重视不够的。
另外，就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如果分城乡来看，虽然这个数字至今没有公布，但一定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要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得多，因为年轻人拿脚投票了。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从1990年的普查就是这样的情况。著名经济学家称我相信这些年来2亿多劳动力人口进城，城镇人口老龄化被缓解了，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反而加剧了。这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人口发展、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会更严重。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
生育政策调整如何软着陆？
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最终的标准就是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在六普以前，很多研究认为我国生育率大概在1.5到1.8之间，六普数据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2010年总人口13.40亿，比2000年只增长5.84%，年均增长0.57%，间接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很低。
其实早在2005年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当时经过各种分析，估计2000年主要生育率在1.63，预计2010年为1.61。当时预测结果表明：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44亿，与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实际统计的人口总数13.40亿相差0.35%。
我们五六年前的前瞻性人口预测分析结果与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吻合，共同证明我国2000~2010年期间总和生育率在1.60左右。我国过去十年、当前和今后处于相当低生育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最低)是不容置疑的。
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晚育间隔政策，也就是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相对老龄人口匮乏的问题，同时晚育、间隔措施保证了总人口不会在短期内迅速上升。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在该政策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决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建议该政策出台之初即郑重宣布新政策不会再收紧，以降低怕政策再变而抢生的可能性。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并且通过宣传教育与经济激励机制提倡适当晚育间隔。坚决杜绝以间隔不够为由进行流引产。
作为政策放宽目标人群的27~30岁二孩生育年龄妇女，其人数在2008~2013年处于低谷，2011~2015年仍然较低，然后攀升，到2018~2019年达到峰值。可见，我们已错过三年最好的政策调整时机，但还有五年较好时机。如果等五至十年以后再启动，则将与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高峰撞车，不利于平稳过渡。
在这么低的生育水平上，是否还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过去十年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未来几十年这个趋势还要加速。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从2030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每十年减少1亿。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要达到28%左右，占总人口的9.1%。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抚养负担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18~64岁)供养1位65岁以上老人，快速加重到2030、2050年平均每3.7与 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继续维持现行生育政策，管理成本非常高。现行政策下，政府用于农村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年满60周岁领取养老奖励扶助(爱民政策)专项财政支出将从2003年的9.3亿元迅速增加到2030年的539亿元与2050年的1433亿元。相比而言，如果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即执行“二孩政策”， 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元峰值后，到2050年会迅速下降到0.3亿元；2003~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下合计支出2.52万亿元，等于二孩政策下的6.3倍，多支出2.1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