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6-22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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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而中国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这40年里，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下为杜鹰参事的讲述实录：农村改革不容易，有时候是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改革开放40年，印象最深的事有太多。农村改革不容易，它不是一路顺风，很顺利的一个进程，而是一个曲折的、有时候要爬坡过坎的，甚至有时候是争论得脸红脖子粗，非常坎坷的这样一个进程。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到1987年，那个时候内外部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部环境上，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把改革的重心转到城市去。然而推进改革是需要成本的，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也就意味着财政支持的重心转向城市了。农村内部环境呢？1978年改革之初，粮食产量达到3亿吨。1984年，短短6年时间，粮食产量增长到4亿吨。粮食多了，卖不出去，仓库也放不下。因此，此后的1985年和1986年出现粮食减产。农业从所谓的超常规增长转向常规增长，有点像现在的“新常态”，粮食产量滑坡了。从包产到户的欢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闷当时粮食的统购已经改成合同订购，实行了没两年已经很难推行下去。用当时老农民的话，现在的合同订购比过去的统购还统购。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涉及到城乡关系，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也涉及到城乡关系。城乡关系整体不改，农村自己单兵突进，突进不了，矛盾一大堆。当时农民讲，中央一号文件好，但是一号文件管不了二号文件，二号文件都是各个部门的文件，改革突进不了了。人们的思想从包产到户的欢欣鼓舞一下子陷入苦闷、找不到出路。在这个背景下，从1987年开始，中央决定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试验区是安徽阜阳乡镇企业制度试验区。中央派我去阜阳蹲点，和当地的老百姓摸爬滚打，所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是怎么运行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农村改革应该怎么改？那个时候找不到突破口，不知道往哪走。试验区搞起来之后，全国在20个省搞了30个实验区，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合作社建设、税费改革、小城镇的建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营农场改革、农村合作金融建设等等，立了几十个实验主题，上百个试验项目，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去。从1987年开始，我在安徽阜阳试验区干到1998年才离开，一直干了11、12年。阜阳试验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顶层设计和基层的探索相结合。这样加快了信息的反馈速度。“我们要给农业搬一块砖头放在它脚下，它就可以进入市场了”1992年，中央明确我们的改革方向是市场经济体制，当时我问杜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杜润生），“我们农村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杜老给我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农业领域也要进入市场机制，但是要和非农产业和工业不同。因为工业是个高个子，农业是个矮个子，农业要进入市场，我们要给农业搬一块砖头放在它脚下，它就可以进入市场了”。上面这个比喻形象说明了农业在国家的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和其他产业一样，也要进入市场，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慢慢地这条路就走出来了。到了2010年，中央又重新对实验区工作进行了部署。据我所知，农业农村部在全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建立了57个实验区，我看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好办法。我们不搞休克疗法，是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走。把成功的上升为政策，再用来指导实践，实践的结果又返回来进一步修订政策，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村改革40周年，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我觉得这样一种改革探索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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