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们好，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经济可持续发展下的劳动市场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建议。一、可持续发展、经济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民工荒”。2002年的新闻热点中出现了“民工荒”一词，这一从珠江三角洲出现、不断蔓延至东南沿海甚至内陆地区、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服务业招工困难为特点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现象引来了大批学者的关注。过了几年，尤其在2008年以后，出现了“涨薪潮”，这是第二个现象。这次工资上涨不是高技术工人或高级人才的薪酬上涨，而是非技能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工资迅速上涨。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迅速实现强劲复苏，却出现企业招收农民工难的问题。随着对农民工劳动力需求的上涨，许多外出打工者开始惜售自己的劳动，由此出现了企业为找到足够劳动力而不得不上调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从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下降状态。第三个现象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我们结合这三个现象来看，一方面是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看，GDP增长速度在下降；另一个方面是从劳动市场的角度来看，涨薪与招工难。这意味着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瓶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经济可持续发展，让未来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生产方式。人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写了一本书叫作《寂静的春天》。在书中，她描述了一个安静的春天，没有花开鸟鸣。这种现象是由环境污染造成的。作者提出经济增长必须要关注人类环境。这本书使人们开始思考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1968年，在意大利罗马成立了罗马俱乐部，欧洲10个国家的大约30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开始探讨人类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同时成立了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多斯为主的研究小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非常悲观地提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自然的极限。人口增长、食物短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因素导致地球的资源和环境不能支撑人类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经济不可逆转的衰退。如果人类还要继续发展、经济还要继续增长，我们必须要限制无限制的经济发展。《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了警钟。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0多个国家参加的人类首次环境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1983年，世界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成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主要分为“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大部分，并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1993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联合国就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出重要议程。那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既符合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即为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的概念涵括了人类社会、经济、自然三个方面：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不仅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是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是整个社会的持续和全面进步。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投资，出口与国际收支，生产能力与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资源约束，经济风险积累与化解，资源配置模式与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作了归纳、总结，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一个表象。二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三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主攻方向。四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五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六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结果。从经济新常态的描述来看，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在进入21世纪后劳动市场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准确判断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判断，我们可以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如何可持续发展，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进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上是我们今天讨论“经济可持续发展下的劳动市场”这个主题的总体背景。二、从劳动市场理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新常态劳动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源，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理解劳动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需要理解目前我国的劳动市场现状。如何从劳动市场理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新常态？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一个是从劳动市场的“人口红利”角度观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新常态；另一个是从“刘易斯拐点”问题来理解劳动要素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作用。“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从学理的角度二者又有所区分。1.劳动市场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新常态“人口红利”更多的是从人口经济学角度提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界讨论还非常多。所以，我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从“人口红利”角度来理解劳动市场。我们如何理解“人口红利”这个概念？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人口机会窗”。“人口机会窗”是指，当人口年龄结构中具有生产力的劳动者占据较大比重时，经济增长会有一种额外的动力，即“人口红利”。随着劳动人口年龄的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初步具有“人口红利”到“人口红利”消失的这段人口年龄结构被称为“人口机会窗”，该阶段人口负担系数一般小于或等于50%。这个阶段，少儿抚养与老年的抚养比率都比较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创造财富能力强。所以，“人口机会窗”是实现“人口红利”的阶段。按照以上标准，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口从1995-2010年之间处在“人口机会窗”时机。但自2010年到现在，由于人口抚养比的上升，目前处于“人口机会窗”的后期。这意味着，在经济新常态下，“人口红利”将会逐渐下降。在经济新常态下，“人口红利”的下降对经济产生如下影响：长期劳动供给减少，从而影响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劳动供给总量减少将对劳动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工资价格长期看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的幅度很快，导致竞争力下降；劳动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使得青年劳动供给下降快，使得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可能遇到阻碍；“人口红利”下降，会导致经济中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长期经济增长。2.“刘易斯拐点”问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新常态为什么要从“刘易斯拐点”的角度来理解新常态？因为“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市场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什么是“刘易斯拐点”？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1972年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出来的概念。他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中提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存在着两个转折点，并对此进行了论述。第一个转折点也就是“第一拐点”，即：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就可以以不变的工资率把劳动力不断吸取过去。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逐步减少，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不断增加，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大。我说的扩大与缩小主要是从GDP角度来看，也就是：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GDP越来越大，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大；与之相反，由于劳动力不断向现代工业部门流动，使得传统农业部门创造GDP的能力下降，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会下降。二元经济由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向第二个阶段——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转变。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实际上就是工业部门不可能再以不变的工资率招募到农村劳动力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变成稀缺了。在稀缺的劳动力资源下，必须在劳动市场中不断提高工资率来吸引农村劳动力。第二个转折点也就是“第二拐点”，即：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在对这两个拐点有了一定认识后，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刘易斯描述了一个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过程，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相符，因此刘易斯这个模型所描述的两个拐点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非常重要。根据刘易斯对两个拐点的描述，实际上他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拐点之前的阶段，也就是无限劳动供给阶段。二是第一拐点到第二拐点之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二元经济还存在，但劳动资源的稀缺程度在不断增加。中国经济恰好也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在2004年以前基本处于第一拐点之前的阶段，也就是劳动供给无限供给阶段。但是，进入21世纪后，我们陆续观察到两个现象：“民工荒”与“涨薪潮”，而且这两个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就是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到第二拐点之间，中国经济新常态恰好处在这个阶段。三是一元经济阶段，有时我们也把这个阶段叫作工业化完成点。进入21世纪后，由于“民工荒”与“涨薪潮”出现，我们学界就开始讨论刘易斯第一拐点是否到来的问题，而且把大量的研究都集中在第一拐点上，没有讨论第二拐点问题。当时，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有大量讨论。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没有异议了，刘易斯第一拐点肯定是到了，至于什么时候到的，这也有各种说法。我们对此也做了一个研究，使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边际生产率。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即当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发生由“0”（或者为负）到正的转变时，意味着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的到来；当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并最终与工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持平时，意味着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的到来。以上述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为理论基础，我们分别构建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进而求得两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通过比较和分析农业和工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规律，对我国刘易斯第一、第二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进行判断和预测。我们测算到的农业边际生产率在2004年实现由“0”到正的过程，所以我们判断，我国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的时间是2004年。在2004年以后，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中国劳动资源的稀缺程度在逐步上升。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们观察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稀缺程度在迅速增加。另外，关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也测算了工业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我们有个重要发现，这也是我们这个课题特别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发现中国的刘易斯第二拐点大概在2037年到达。后来，经过数据调整以后，我们得到一个更准确的结论就是：大概在2034年的时候，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这意味着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个阶段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我们的测算结果非常相近。也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在2035年左右实现工业化没有一点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对经济整体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对劳动市场产生直接影响。我们可以将经济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发展处于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量的逐步下降，导致整个劳动市场工资价格上升，进而影响总体经济的竞争力。不同产业受工资价格影响的程度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劳动工资价格影响大，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劳动工资上升的影响程度要相对低一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更加高。劳动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劳动要素稀缺性的逐步提高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要素驱动转换成创新驱动。三、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劳动市场的挑战以及政策建议我们综合前面有关“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的分析，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可以分为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首先是消极影响，具体如下。一是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短期看，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减速，给城镇劳动就业带来压力。长期看，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未来劳动供给下降，相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而言，劳动供给压力下降，可能导致劳动供给不足以支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二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短期看，由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转换导致传统产业由于产能调整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新产业增长的劳动需求相对增长较慢，因而导致劳动需求的总量减少。长期看，随着传统产业调整到位，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增长，加之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加深，劳动需求将会随之提高。从需求结构看，无论长短期对劳动需求的质量都不断上升，尤其对技能工和高技能工的需求上升很快。这是由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动能转向创新驱动的必然结果。三是对工资价格的影响。无论长短期都会推动工资价格上升，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重组。尤其是对制造业中的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和建筑业产生重大影响。四是对城市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给定其他条件，农业剩余劳动充裕地区的城市将有更强的集聚力;“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出现会对城市的集聚产生阻碍;中国目前正处于两个拐点之间，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发达地区城市如何进行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城市如何发挥劳动力优势增强城市的集聚力将是面临的重要挑战。五是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过去靠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们要转向创新驱动，这预示着整个劳动市场发生根本性变化，无限劳动供给的阶段即将结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优势。这些都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次是积极影响，具体如下。一是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形成。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在经济新常态下，如果能在第二拐点到来之际实现工业化，则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可能会加快形成。二是有利于增加农民纯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三是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导致就业总量的平稳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以后，会引起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加快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进程，实现农村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促进。四是对企业产生创新激励，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应对劳动市场的挑战，我们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实行高端人才战略，建立人才梯度；加强教育投资，尤其是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继续完善就业促进的政策体系；加强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培训；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统筹兼顾改革中的各种关系，使改革协调可持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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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专家观点：孙永波：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