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和而不同”——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

　　中国文化倾向于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得那么紧张，不主张世界上的事都那么不可调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大智慧。

 

　　“和”的关键，首要在承认不同。如果都相同，就无所谓“和”了。不同，也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和”“同”两个字，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古代思想家有很多关于和、同的阐释。和、同可以分阐，也可以合释。和、同、和同，是三组概念，三重含义。

 

　　“和”由不同构成。不同而能共生，是为和。人性的弱点，喜同而不喜异。权力者的弱点，不喜欢听不同声音。但世界如果没有不同，这个世界就窒息了。

 

　　古代智者汤伯认为，周朝衰败的原因，是由于“去和而取同”（《国语·郑语》）。他的哲学依据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汤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指两个不同物的和平相处，就是和。“和”则能长治久安，众望所归。如果“以同裨同”，即狭小卑微和狭小卑微抱团在一起，结果将一无所有（“尽弃”）。汤伯说，经验告诉我们：“五味以调口，四支以卫体，六律以聪耳”。好吃的食物，美丽的音乐，强健的身体，都是不同物的“合体”。所以“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汤伯在阐述这一义理的时候，用了一个特殊的语词，曰“剸同”。“剸”字的读音作“团tuan”，是割而断之的意思。“剸同”即专擅强制为同。其结果便走向了“和同”义理的反面。人类应追寻和同，反对“剸同”，记取古代衰周的教训。

 

　　不过，我想追寻的是，人与人的差异，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从学理上来分析，我认为差异是第二位的，相同之处是第一位的。

 

　　上世纪末，1999年到2000年，我有一段时间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我和哈佛大学的很多教授都有对话，其中一个对话，后来整理出来发表了，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对话的对象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史华慈教授，他是一位法裔犹太人，懂七八种文字，早年研究日本，后来研究中国，学问做得非常好。林毓生先生告诉我，见到史华慈，可以看到西方的大儒是什么样子。他的一个重要学术理念是“跨文化沟通”，主张人和人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同的族群之间，是可以沟通的。他也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那么对立，大家没有什么不可以沟通的。

 

　　他跟我谈话中，提出一个理论：语言对于思维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个（理论）过去我从没有听说过，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人还能思维吗？当然我们了解，不会讲话的小孩子，会画图画，画图画也是一种思维。史华慈教授为了倡导跨文化沟通，试图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构，他的这个理论想证明一个问题，即语言不通，也不见得是人们交流的一个完全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时我说，我能够给你提供的一个例证，是语言不通也可以发生爱情。当然语言不通谈恋爱，容易发生问题。可是语言相通谈恋爱，照样发生问题。可见问题的主因，不一定是由于语言。

 

　　不同的文化可以沟通，不一定那样对立，这是中国文化一向的主张。宋代思想家张载（字横渠），一个非常了不起大学者，关中人，他有名的“四句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气象大得不得了。试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何等怀抱！大家知道，中国文化当中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关注生民的利益是每个知识人士，每个为官的人必须做的。所以过去的县官叫做“父母官”，民之父母，他当然要关心民的利益。张载讲的“为生民立命”，来源于孟子的思想，因为孟子讲过“正命”，即人要正常的生，正常的活，正常的死。不要让民众过不正常的生活。“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此。最后的指向，是“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张载很名的四句教，叫“横渠四句教”。

 

　　但是大家不会太留意，张载还有另外的四句话，我叫它“哲学四句教”。这四句话是：“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讲的是哲学，是一种宇宙观，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为言说。这个世界上，有无穷无尽的一个个的生命个体，可以称作“象”，这些“象”，有动物的，有植物的，每个“象”都不同，真是万象纷呈。“有象斯有对”，说的就是各个“象”的不同。即使是美丽的女性，也有不同的美。所以古人有一种说法，叫做“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西方也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生命个体。

 

　　“对必反其为”，是说一个一个的“象”，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由于不同，其运行、流动的方向也不相同，甚至有时候运行的方向会相反，所以会出现“有反斯有仇”，发生互相间的纠结。这个“仇”字，古代的写法是“雠”，左边一个“隹”，右边一个“隹”，中间是个言论的“言”。隹（zhuī）是一种尾巴很短的鸟，“雠”字的本义是两只短尾巴鸟在叽叽喳喳的讨论、争论、辩论。人有人言，鸟有鸟语。这个“雠”字，也就是“校雠”的“雠”。我们都有过校书的经历，那是很难的事情，所谓无错不成书，很难一个字都不错。古人的“校雠”，更是一件大事。你拿这个本子，我拿那个本子，一点一点地校，互相讨论，争论得面红耳赤。“雠”字形象地反映出校对中发生的讨论、争论、辩驳。但两只短尾巴鸟互相讨论、争论、辩驳的结果，并不是彼此打得头破血流，更不是这只鸟把那鸟只吃掉，而是达成共识，或达成妥协，或求同存异，总之是走向了“仇必和而解”。

 

　　这个世界有差异，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而解”的。你想，用这个思想来看待世界，不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当然，不是一方的问题，而是彼此双方乃至多方的问题，所以需要沟通对话，需要多边商量。“有反斯有仇”，就是沟通、对话、商量、研讨，互相校正的过程。

 

　　而对话需要智慧，需要异量之美。前几年学界去世的一位长辈，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晚年也有过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他讲的是文化问题，意思是说，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各美其美”，是指首先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不自卑，不失重，不妄自菲薄。“美人其美”，是说光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还不够，还要看别人文化的长处。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有其长处，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能否看到并且承认其长处。各种文化的优长，彼此互赏，相互吸收，众美和合，就是“美美与共”。如此的结果，“世界大同”并非不可以期待。

 

　　这四句话的关键是头两句，既要“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看到自己的长处相对容易，难的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中华文化当然有自己的长处，这些长处我们慢慢地会把它发掘出来，叫它在现代社会发用。但是，美国文化也有它的长处，美国的历史虽然短，但是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岂能轻看。欧洲大陆的文化不用说，英、德、意、法、西班牙、北欧，各有千秋。日本、韩国的文化，也不能轻看呵！日本是世界上最讲究卫生的民族，也是一个长寿的民族。韩国近年的文化辐射力明显增强。所以，我们学习文化史也好，学习文化学理论也好，养成以雍容的心态看待今天的世界也好，费老的这四句话都非常重要，这是老一辈文化学者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也是人类沟通对话的起码的智慧所在。

 

　　这个世界能走向和解吗？21世纪已经过去十几年了，20世纪是纷争的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21世纪人类还要被这些灾难吞噬吗？人类不可以用自己的理智和智慧，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些吗？中国文化里面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要你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生存状态，正确认识人类自己，以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主张这个世界应该更好些，应该更和谐，应该没有恐惧，应该有话好好说。

 

　　我国另一位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早年写了一部著作叫《谈艺录》，1948年该书出版的时候，他在序言中写下两句点题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东西方文化虽有不同，但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心理的指向常常是相同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说人类都不喜欢灾难，都喜欢美丽的东西，喜欢蓝天白云，不喜欢雾霾，不喜欢恶的东西，喜欢善的东西。人的原初的情感与理想期待，本来都是这样。只不过意向与行为的交错，造成了诸般的矛盾。钱先生的话启示我们，要透过人类生活的矛盾交错的困扰，看到心理期许的一致性轨则，看到不同背后的相同。

 

　　更主要的是要明白，“不同”是“和”的条件。承认不同，容许不同，欣赏不同，才能走向和谐。如果一切都相同，穿衣相同，走路相同，思维相同，说话相同，这个世界就令人窒息了。《易经》的系辞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又说：“物相杂，故曰文。”没有杂多，没有不同，便不成其为“时物”的世界了，当然更无所谓文化。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试想，能够使之充实起来的东西，能够都是相同的东西吗？不同物的组合，才能称之为“充实”。不同的合乎审美规则的组合，才能创造美。寓杂多于统一，是美学家都承认的美的生成规则。

 

　　所以，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用大智慧把它弘扬开来。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和”，人人都乐于接受而向往的境界；另一个是“不同”，那是《易经》讲的“时物”，那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创意的源泉，美的出发，充实而有光辉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