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桓：一名外交官亲历的几个外交片段

　　我从事外交工作三十多年，1973年进入外交部，2009年离开外交第一线，36年时间，其中一半多的时间在国外，曾经担任驻尼泊尔、新加坡和泰国大使，做过亚洲司副司长、司长。我的外交足迹主要是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所以今天我就讲几个东南亚地区的外交片断，和大家分享，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个片段：尼泊尔中华寺建设

 

　　第一个片段，我想讲一讲尼泊尔的中华寺。佛祖的诞生地在尼泊尔蓝毗尼，在这里有我国建造的一座寺庙，叫中华寺。当然，其他国家也有，但是各国佛寺的建筑风格是不一样的。中华寺的建成，为佛祖诞生地增添了一个盛景。那么，中华寺是怎么建起来的呢？这得从头说起。

 

　　1995年，我出任驻尼泊尔大使。1996年的2月6日，尼泊尔政府邀请有关国家的驻尼泊尔大使一起去蓝毗尼参加他们的佛教国际研究大楼的揭幕仪式。这天，我到后刚落座一会儿，当时的首相就进来了，我就迎了上去。坐下来以后，他话题一转说：“大使，我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十年前班禅大师在访问尼泊尔的时候，曾经亲自对我们的国王承诺，要在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建一座中华寺。但是十年过去了，中方还没有将你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请你过来问一下。”在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到任的时候，没有人跟我提到过在蓝毗尼建设中华寺的计划。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马上表示：“你提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非常重视，我一定会很快给你一个积极的答复。”

 

　　回来以后我就马上了解情况，果不其然，确有其事。1984年，在中国代表团出席科伦坡举行的世教联谊会议其间，尼泊尔前国王秘书、世佛联副主席、尼国佛教复兴会会长洛克达山先生向赵朴初团长提请中国帮助，复兴蓝毗尼圣地。同年12月，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孔雷萨先生专程访问中国佛教协会，请求中国参加开发蓝毗尼国际委员会。中国佛协、国家宗教局对此很重视，后来作出一个决定，拨款三百万人民币，准备在蓝毗尼建一座“中华寺”。可后来因为尼泊尔政局发生变化，当时比兰德拉国王还政于民，取消党禁，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会议制。一段时间内，尼泊尔的政局比较动荡，政府频繁更迭。尼泊尔就顾不上这件事了，再加上物价不断地上涨，三百万做不了多少事了，所以一拖就拖了十年。那么，当下尼方又提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决定到蓝毗尼去看一看。坐飞机从加德满都到蓝毗尼，四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但是要坐车去可就不容易了，从加德满都到蓝毗尼，翻山越岭，跨沟过坎，从早晨一直走到下午三点钟才到。

 

　　到了蓝毗尼以后，蓝毗尼开发委员会的代表陪同我考察参观了蓝毗尼。蓝毗尼南北长大约6公里，东西宽大约1.6公里。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叫“圣园”，老远就可以看见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菩提树下有一个水池，水池旁边竖着一根柱子，这个柱子就是阿育王柱，上面用梵文刻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记载：“无忧王（阿育王）于灌顶之第二十年来此朝拜，此处乃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佛祖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减免赋税，仅交纳收入的八分之一。”这段文字的记载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完全一致。《大唐西域记》里也明确地记载着，当年唐玄奘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无忧树，这个无忧树已经干涸了，水池周围有很多盛开的野花，阿育王柱已经倒地了。后来解说员就告诉我说，唐玄奘说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这棵菩提树是六百年前栽种的，玄奘当时看到的无忧树当时确实已经死了，这是六百年后后人新种的一棵菩提树。也就是说现在在蓝毗尼出现的菩提树是后人栽种的。然后说这个柱子当年确实被雷电劈倒在地，石像也损毁了，所以现在竖起柱子，而没有石像。

 

　　在蓝毗尼园内还有佛祖的母亲摩耶夫人庙的遗址，遗址中有一个石碑，碑上有摩耶夫人诞子浮雕，浮雕与佛教故事里传说的佛祖诞生的情景完全一样。解说员告诉我，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现蓝毗尼，完全是得益于中国高僧的记载，包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法显的《佛国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根据这几部书提供的线索，在1896年的时候，当时蓝毗尼的一个当地官员和德国的一个考古学者一起发现了这个地方。后来经过反复地考证，证明这个地方就是佛祖的诞生地。所以尼泊尔人说，如果没有中国高僧的记载，蓝毗尼的发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非常感谢中国。

 

　　当地开发委员会代表领着我从北往南，再看了看寺庙区的情况。寺庙区一边是上座部佛教的寺庙，一边是大众部佛教的寺庙。一般像东南亚一带，比如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这些佛教称之为“小乘佛教”，又称“上座部佛教”；往中国、日本、朝鲜等东北方向传的佛教称为“大乘佛教”，又称“大众部佛教”。寺庙区中间是一条中轴线，一边是大众部佛教的寺院，一边是上座部佛教的寺院，他们给中国预留了一块两万多平方米的地方。我一看，这块地方已经茅草丛生，还有野兔出没。他说，我们就等着你们来把寺庙盖起来了。当时缅甸、泰国等一些国家，有的动工在建，有的佛塔、佛寺都已经建起来了。给我们的地方还预留着，但还没有动工。

 

　　在蓝毗尼考察完以后，我跟我的同事们一块儿研究，觉得对尼泊尔首相提出的这个问题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是中尼两国之间，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交流，是加强两国关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建议国内把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尽快地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做出决定，付诸实施。

 

　　我们的建议报告国内以后，国内非常重视，据说还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而且很快就作出决定，要马上付诸实施。300万不够了，重新拨款，根据当时的市价，决定再拨3000万，加起来是3300万元人民币，并委托浙江的一家古建公司来负责设计。

 

　　那么接下来就是什么时候动工建设的问题。1996年的9月，时任尼泊尔首相德乌帕又找到我，他说今年（1996年）是阿育王柱发现100周年，他们准备1996年12月1日举行阿育王柱发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希望中华寺能够在这一天同时奠基，这也使他们的大会更加有意义。当然，我们也觉得中华寺在这一天的奠基，借助纪念阿育王柱100周年的庆祝之风，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但时间紧，我们报告国内以后，国内很重视，马上决定按照尼泊尔方面的要求，在12月1日这一天奠基。而且恰好12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访问尼泊尔，那么在12月1日这一天中华寺奠基，也是为江泽民同志的访问做一个铺垫，对在尼泊尔这样一个佛教国家来说，他们是很高兴的。所以经过一番努力以后，1996年12月1日中华寺在蓝毗尼隆重地举行了奠基典礼。当时国内是由时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同志带队，同时分两个团，一个是官员团，一个是高僧大德组成的僧人团，一共65人。奠基仪式圆满地举行。

 

　　奠基以后不等于是动工，因为图纸还没有被最后批准，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叶小文局长要求建筑工程队抓紧时间，赶紧施工。第二年（1997年）的3月份，中华寺开始动工，并且由于各方都很重视，经过两年的建设，中华寺就建起来了。1998年，我奉命调回来担任亚洲司司长，在我离任之前去看了一下中华寺的建设情况，当时大雄宝殿已经建起来了，寮房建起来了，山门建起来了，总体规模已经起来了，就还剩下一些收尾工作。1999年1月，中华寺竣工验收。国内派去验收的人对中华寺的建设很满意。最后2000年开光，同时举行了首任方丈的升座仪式。首任方丈是怀善法师，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口号就是“我要做一个苦行僧、文化僧”。尼泊尔跟国内相比，条件非常艰苦，吃的、用的、行的，都非常的困难，但他们在那里坚持了整整十年。现在蓝毗尼的中华寺已经成为我们培训僧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那里坚持晨钟暮鼓，坚持念经修行，同时还坚持反分裂的斗争。所以我们建设中华寺，在那里常驻的僧人不仅促进了中国和尼泊尔、中国和国际的佛教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中尼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反分裂斗争。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僧侣团在那里常驻已经十多年时间了，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在尼泊尔的一个佛教阵地，它对弘扬佛教文化，对促进中尼关系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片段：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

 

　　第二个故事是苏州中新工业园区的建设。2000年，我出任新加坡大使，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碰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苏州工业园区的问题。苏州工业园区是1994年由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起来的。但是到2000年，我到新加坡常驻的时候，这个园区的合作出现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新加坡方面甚至觉得这步棋好像走错了，不应该到苏州去办这样一个园区，有的人甚至主张撤回来，说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街谈巷议，一片抱怨之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当中提到：“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由此提了出来。新加坡听了这个话以后，闻风而动，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总理吴作栋访问中国时就做出呼应，说愿意跟中国一起合作，在中国办一个工业园，把新加坡的一些经验传授到中国来。新方意见的提出是对邓小平同志向新加坡学习的这个口号的一个呼应。苏州很快就动起来，觉得是个机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定下来这个工业园放在什么地方。新方不断地派人来，包括他们的总理、副总理，以及一些部长，不断地访问中国，从南到北找地方，包括山东、吉林、广西的北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他们找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地方。

 

　　1992年的10月，原驻新加坡大使张青回国述职休假。在北京的事情办完以后，外交部就组织一些大使到安徽去考察。这一天晚上他们恰好在黄山，张青大使就接到当时的苏州市市长章新胜的电话，说张大使你能不能明天就飞到苏州来，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张青大使就跟他说，我已经买机票了，明天一早就要飞北京，然后就要飞回新加坡，没有时间了。章新胜市长当时就说，那我明天也到北京。所以第二天章市长在北京与张青大使谈了建议把中新合作办的工业园区放在苏州的想法。

 

　　张青回到新加坡以后，把国内对双方合作办工业园区的一些想法，以及苏州市的想法跟新方说了，他们很有兴趣，说那请章新胜市长到新加坡来一趟，跟我们具体谈一谈。章市长很快飞到新加坡去了。当时除了李光耀、吴作栋和王鼎昌等领导与章市长见面之外，他们还举行了一个两百人参加的座谈会。章新胜市长在这个座谈会上把苏州的优势以及他们的设想作了一番介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他发现用普通话来介绍有的人听得似懂非懂，于是就换成了英文来介绍。用英文介绍的效果非常好，新方很快就明白了苏州的优势与苏州市的设想。

 

　　新方经过反复研究、与中方磋商，1993年正式致函中方领导，以李光耀资政的名义致函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以时任总理吴作栋的名义致函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提出想把中新合作办工业园区的地点放在苏州。中方研究后，以时任副总理李岚清致函时任资政李光耀、时任总理李鹏致函时任总理吴作栋的方式答复了新方，表示中方同意中新合作在苏州举办工业园区。

 

　　这个原则定下来以后，双方又经过了一番磋商，在1994年的2月，由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与担任资政的李光耀在中国签订了中新两国有关合作开放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由中新双方合作，新加坡把他们办工业的成功的经验介绍给中方，结合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主权，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来开展这项工作，目标就是要建成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配套的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并且要成立一个中新开发联合公司。这个中新开发联合公司准备投资一亿美元，注册资本五千万，其中新方占股65%，中方占股35%。1994年5月12日，动工典礼在苏州隆重举行，中方领导人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新方时任资政李光耀都出席了。典礼在金鸡湖畔举行，张灯结彩，很隆重，很热闹。我当时是亚洲司副司长，主管这一片，也参加了这个仪式。李光耀还在这个仪式上发表了一个非常动情的讲话。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虽然有很多的曲折，但是还是超出他的预计，很快工业园区就取得了成功。

 

　　动工以后，很快工业园区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但是好事多磨，经过了初期的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了矛盾和问题。新方的很多设想跟苏州的设想对不上茬，水、电、路、厂房的建设标准不一致。新加坡要求很高，比如他们要求自来水管打开水就能喝，这在我们国内是做不到的。所以摩擦就不断增加。

 

　　后来出现这样一件事，新方听说苏州市的领导到了德国以后，对德国的企业家说，说其实中国政府对金鸡湖畔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不重视的，你们到了苏州以后不要到东面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去，应该到西面的苏州新区来。因为苏州市政府在中国和新加坡决定在东面金鸡湖畔建工业园区之前，在西面已经建了一个新区，当时建新区的目的是为了从市区疏散人口，以便市区能够实现旧城改造。所以苏州市政府特别重视新区的建设，希望外资统统流到新区去，而且给新区的政策也比较优惠。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新加坡就不高兴了，以致最后由李光耀出面，跟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郑斯林有过一个谈话，最后新方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干了，并提出四个建议。

 

　　双方经过反复磋商，中方决定同意新方的第二条建议，倒股比，由中方占65%，新方占35%，以后由中方牵头负责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1999年6月，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跟新方签署补充协议，同时规定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样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但是思想问题没解决，观念没有解决。所以2000年我到新加坡出任驻新加坡大使时，新加坡坊间还是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当时虽然协议已经签订，但是还没有实施，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责无旁贷，需要做做工作。

 

　　我记得当时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新合作来建这个工业园区，应该是“移植”还是“杂交”的问题。因为新方从一开始就认定两个字：移植。新加坡有一个裕廊工业园区，他们认为是新加坡起步时建得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于是他们就要把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这一套方法原原本本地搬到苏州去，但是这些照搬的做法到苏州以后，很多都行不通。于是我就跟他们探讨是“移植”好还是“杂交”好，我说，《晏子春秋》里有一个晏子出使楚国的故事，故事当中就讲到，橘子生长在淮南，果子又大又鲜美，但是到了淮北以后，它就变成了枳子，又小又酸涩。我们中国有个袁隆平，我们的水稻时间一长容易退化，变得低产，袁隆平经过多年反复的实验，搞了个杂交水稻，大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新加坡的经验再好，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也难以推行。

 

　　经过反复地交流和探讨，他们也感到要完全把新加坡的这一套“移植”到中国去是行不通的，最后慢慢也拐过弯来了。2001年以后，中新双方实现了倒股比。经过两年时间，苏州工业园区扭亏为盈，到了2003年，金鸡湖畔的工业园区产值相当于1993年整个苏州的产值。所以，经过这些曲折和摩擦以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可以说，今天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合作、共办工业园区的一个典范，一面旗帜。苏州的经验也陆续介绍到其他地区，开始得到发扬光大。中国和新加坡除了在苏州建了园区之外，后来也在天津办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在重庆办了中新互联互通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像吉林的食品加工区、广州的知识城等其他中新两国的合作。所以，在中新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进行友好合作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