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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40年历程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投资经济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40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
（一）国内环境变迁
第一，发展阶段变化，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978-2017年，我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元，较1978年3645亿元增长了226.9倍，年均名义增长15.5%，实际增长率9%左右。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左右。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到谋求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阶段变了，这就要求外商投资要从数量扩张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我们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第二，工业化水平变化，由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替代了工业化加速扩张。40年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字显示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9%、40.5%和51.6%。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7年我国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9%、36.3%和58.8%，三次产业分别拉动我国经济增长0.4、2.5和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22.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说明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正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转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课题，外商投资必须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服务。
第三，市场结构变化，由产能过剩取代了短缺经济。在短缺经济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到1997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95%以上的产品都已经出现了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从此卖方市场被买方市场所取代，供过于求的局面总体上形成，这就意味着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需下滑，我国出口增长放缓，国内生产出现产能过剩。
此外，生产要素成本也在增加。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一部是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制定的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为了“确保到二０二０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０一０年翻一番”。这意味着人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提高。同时，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消费结构也会升级。但是，供给结构变化的速度远远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那些不能够有效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就会成为过剩产能，为此，我们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第四，收入水平变化，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高收入国家。对外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居于世界后列，是低收入国家。我国经济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800美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79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潜力对外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40年来，驱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依赖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廉而且无限供给的环境；另一个就是看好我国市场不断扩张的前景。今天，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潜力变成了现实，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国内居民消费规模越来越趋近于美国。比如，2018年1-9月份，我国旅游消费支出总规模已经和美国基本上持平，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正因为外资看好我国市场潜力，看好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现实，外资在适应中国市场的规模扩张，消费结构升级中能够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五，比较优势变化，高新技术企业的要素成本替代了廉价的生产要素。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初期，我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等资源充裕廉价的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启了工业化新征程，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今天，不仅是劳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基本上结束，劳工成本也全面提升，其他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高新技术企业的要素成本已经替代了对外开放初期廉价的生产要素，外资只有适应中国经济环境的变迁，契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包括适应我国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第六，体制条件变化，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动，在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同时，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式的变革。在改革中政府甩掉了包袱，企业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职工获得了更多的工资和奖金，社会利益集团的福利也在增长，但是，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能改的地方基本上都改了，剩下的是要啃的“硬骨头”：政府要从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资源配置的政府转化为服务型和监管型的政府；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要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发挥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阻力在增加，化解阻力的成本在上升。那么，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谁是改革的推动者？开放倒逼改革，这是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今天，我们站在体制条件转变的新的历史起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七，吸收外资环境变化，“双剩余”取代“双缺口”。在对外开放初期，我国利用外资是为了弥补“双缺口”。当时我国存在着储蓄缺口，即国内储蓄不足；同时，存在外汇缺口，即难以吸引国外投资。如今“双缺口”早已被“双剩余”取代，我国已经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国内储蓄存款余额也大增，吸收外资的功能从弥补“双缺口”转向倒逼改革，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八，开放重心变化，由渐进式开放转变为全面开放。40年来，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如今，我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外商投资将面临区域、产业全面开放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在开放初期，我们摸着石头过河。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座城市被定位为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建立了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需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也从沿海地区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拓展。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沿海开放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几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点，为我国构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收外资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经济合作步伐加快，与世界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外商投资将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二）国际环境变迁
第一，互联网和信息化时代发展为新一轮工业革命。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浪潮，把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引向信息社会，今天又发展为以智能化生产服务体系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我们需要在开放和利用外资中广泛发挥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推动我国自动化生产体系建设，避免在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被快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和快速演进的经济结构所淘汰。这是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机遇，也是我国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二，反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条件，我国也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谋求改变国际经贸规则，通过双边谈判、区域谈判建立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全球化”体系。面对这样的格局，中国应该大胆地自主开放，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同时联合一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国家与地区，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第三，发达国家制造业由大规模外移转变为制造业回流。在错过了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全球制造业大转移之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终于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会，承接来自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转移出来的制造业，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今天，制造业的大规模外移正被发达国家谋求制造业回流所替代。
在生产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没有逃离对外投资加速扩张之后制造业空心化的状况。在反思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谋求推动制造业回流。奥巴马在执政时期就宣布重振制造业计划，特朗普更是通过启动30年来最大税改等方式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当前，发达国家积极加入争夺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我国吸收外资的外部环境将面临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只有努力改善营商环境才能对外资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第四，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变为惧怕中国开放。在对外开放初期，外资获得了中国开放的巨大红利，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比如电信设备制造领域的华为技术、中兴通讯、大唐电信等，都是世界500强中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企业。同时，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并越来越逼近美国企业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跨国公司就开始惧怕中国开放，担心快速成长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
第五，美国从乐见中国改革发展转变为担忧中国发展。美国过去欢迎中国开放融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以为这会更加有利于美国加强对世界的控制力和领导力。但美国没想到的是，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所以美国从乐见中国改革发展转变为担忧中国发展，进而遏制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