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研究当下、展望未来。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一）中国与全球化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未来。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大致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主要发生在欧洲，以新的技术革命以及殖民地贸易为主要特点。这一次全球化浪潮我们是被迫参与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主要以美国为主导国家，以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和发展为主要特点。这一次全球化浪潮我们也错失了机会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特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时间点上正好契合了以全球价值链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我们历史性地抓住了这次机遇。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二）全球价值链的传导20世纪60年代，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开始流入亚洲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转移工序参与经济全球化，成功实现了开放式工业化道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逐步发展，但“亚洲四小龙”生产成本已高居不下，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市场来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占世界总贸易额的0.78%。中国出口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75%，出口额在世界排名第34位。1978-1989年，在近12年时间里，中国贸易逆差年份就有9年，累计逆差额为468亿美元，年均逆差额为39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资源告急，1979年外汇储备年余额仅为8.4亿美元。1978-1982年，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共920家，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共17.69亿美元。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拓展通常存在一个传导过程。我国对外开放在时间点上正好契合了以全球价值链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渐进式为主要特点的对外开放和以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国内改革相辅相成，使得我国逐步融入全球经贸体系。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明显处于全球经贸体系的边缘，急需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开放型经济。优先发展对外贸易、积累贸易顺差，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初逻辑。（一）阶段性政策与开放型经济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与中央相继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相契合。1978-1991年间，中国贸易额和外商投资额增长虽然缓慢但开始起步，国际代工模式和外资引进仍处于试探期。在此期间，加工贸易发展成为对外出口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浦东新区的建立以及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极大鼓励了外商进行直接投资的信心。199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外资出现迅速增长态势，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提升。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速了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步伐，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又一关键节点。为兑现入世承诺，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由此产生的制度性红利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果断采取措施，尽量将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困境中率先实现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推动全球经贸格局发生进一步变化。我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标志着我国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实现了由“贸易小国”向“贸易大国”的转变。（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思路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让更多群体更多地区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经验总结和推广以及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更多市场经济活力，将更多优质要素经过有效整合后投入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之中。在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对外开放策略，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1978-1991年。我国贸易额和外商投资额增长虽然缓慢但开始起步，国际代工模式和外资引进仍处于试探期，吸引的外资主要是港澳资，其他外资多持观望和迟疑态度。至1988年，我国共颁布3部利用外资法律。同时，加工贸易成为我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力量之一。1988年加工贸易总额已占中国总贸易额的25%。1992-2000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站在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十字路口。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中央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由最初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制度性开放。改革开放决心更加坚定、制度更加完善，极大鼓舞了外商进行直接投资的信心。2001-2007年。2001年加入WTO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步伐，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节点。为兑现入世承诺，我们共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仅2001年，相关部门废止法律、行政法规等993件，其中对外经贸部废止部门规章356件，废止内部文件178件；审计、发布和批准的法律法规约124件。2008年至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果断采取措施，将我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此期间，中国外贸和外商投资仅出现短期的略微下滑。2009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仅下降2.56%，远低于全球39%的下降幅度；2010年中国外贸和外商投资又迅速恢复了增长。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实现了由“贸易小国”向“贸易大国”的转变。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思路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式虽然是渐进的，但步伐是坚定的。改革与开放在方向上的一致性释放了大量的制度红利和要素红利，造就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奇迹。（一）渐进式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提出了“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的发展方针。由设立经济特区到相继开放上海浦东、沿海沿江沿边城市，逐步形成由点到线及面的开放格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也形成了“内联外引”的发展模式。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理布局演变，可以看到中国开放在空间上的推广。改革开放初期，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两省。1985年，广东省引进外资额占全国的46.2%，福建省占10.7%。随着沿海开放城市的开放发展，外商投资空间分布开始向北、向东分散、蔓延。1991年，广东引资占比下降为38.8%，辽宁引资占比则以9.68%位居全国第二，福建、山东和上海紧随其后。2000年，外商投资在东部地区的分布更加趋于均匀化，广东和江苏引资占比分别为28%和15.9%，福建、上海、山东等地占比均分布在8%左右。中国加入WTO后，外商投资逐步向西部和东北部拓展，更多地区从国际分工中获益。（二）市场化改革调动劳动者和企业积极性，激发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明晰产权、进行市场化改革，其核心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调整。政府逐步由“介入”转变为“有限介入”，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最初的目标和方向是，削弱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存在不协调矛盾的旧体制障碍，增加市场调节，促进公平竞争。政企分开、逐步放权，自负盈亏；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试点；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3年，在上海等自贸区先行先试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坚持逐年更新缩短负面清单。“自贸区版”负面清单从2013年的190项特别措施减少到2018年的45项；2018年“全国版”负面清单也减少到48项。同时，扩大开放领域，覆盖农业、制造、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式虽然是渐进的，但步伐是坚定的。改革为开放提供必备支持，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改革和开放在方向上的一致性释放了大量的制度红利和要素红利，造就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奇迹。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全球分工呈现“共轭环流”格局。一方面，我国继续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另一方面，我国开始以国际产能合作、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式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由于缺乏对价值链的控制力和话语权，加之体量巨大，我们难以在发达国家价值链中直接实现高端攀升。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通过“两大环流”的良性互动，进一步释放经济潜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现阶段我们既要继续积极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要做好加强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力争到2020年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到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在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成为引领全球价值链的国家之一；在2050年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时，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引领国家。四、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一）主要成就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主要成就：一是由“边缘国”到重要“枢纽国”；二是由“居轻国”到“居重国”；三是由“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从“边缘国”到重要“枢纽国”。我们借鉴Google用以展现网页相关性和重要性的PageRank算法，测算一国在分工网络中的中心度，以反映国际分工中各国的枢纽地位。一国的中心度越高表明该国在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越高。基于1991-2016年间同时存在双边贸易的80个经济体的出口数据测算，1992年，中国的枢纽地位居于世界第16位。加入WTO后，2003年，中国的枢纽地位位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之后，居于世界第6位；2011年，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的枢纽地位居于世界第2位。“共轭环流”与“雁阵模式”。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时亚洲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雁阵模式”，中国引领欠发达国家的方式不仅止于产业间分工的技术垂直和层级转移，中国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已逐渐形成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网络。中国对欠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引领是以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理念为基础，并积极致力于与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形成良性互动，形成“共轭环流”。从“居轻国”到“居重国”。在2000年总出口贸易网络中，美国是最具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位于第9位。2000年贸易流的影响力排名靠前的国家，亚洲地区主要是日本、韩国，欧洲地区主要是法国、德国、英国和荷兰，美洲地区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指出，2000年以德国为生产中心的欧洲地区与中国几乎没有价值链关联，而美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也主要是通过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联系。随着入世后对价值链的广泛和深入参与，中国对贸易流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自2009年起至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贸易影响力大国。从“单向开放”到“双向开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中国从最初注重出口、引进外资的“单向开放”，逐步转向注重进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的“双向开放”。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的外汇储备已足够大，且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愈发重要，需要优质和充足的资源和中间品供给；另一方面，中国更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需要，为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需要对外投资以获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知识等优质要素。中国不断扩大进口，贸易顺差的增长呈现逐步收窄趋势。2001-2016年，中国货物进口年均增长率达12.52%，是世界进口年均增长率（6.45%）的两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国际形势，吸纳出口的国内市场紧缺，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主动体现大国担当与责任。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额呈现越来越平衡的趋势。我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行业助力了中国对外投资，如高铁、建筑与基础设施建设、电子与通讯等行业。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额，表明中国进入了引入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发展的新阶段。力争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一国能否管控和协调价值链、能否在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能否有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是判断一国是否成为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准。中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日益提高的枢纽地位和控制力以及日趋主动的参与方式，表明中国已实现由小到大，正积极准备迈向贸易强国。（二）现存问题“世界工厂”地位助力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枢纽地位和控制力的提升，如今的中国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获取和集聚资源，但是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话语权。这是国际市场较量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弊端：价值链“低端锁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等“大而不强”禁锢了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步伐。我国虽然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国内生产能力和效率均获得了提高，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总体上仍存在第一产业占比依然较高，制造业大而不强，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价值链“低端锁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扮演着承接发达经济体简单加工环节的出口“装配厂”角色。中国企业长时间处于发达国家价值链底端，在生产和技术上对已有价值链形成了路径依赖，阻碍创新。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低。中国出口占比排名前五的商品（HS4分类）：1992年，男式/女式套装等（6.2%）、石油原油（3.38%）、带轮玩具（2.5%）、皮革制鞋靴（2.25%）、针织或钩编衫（1.97%）；2001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5.14%）、办公室用机械零附件（3%）、女式西服套装等（1.95%）、无线电发送设备和摄像机等（1.92%）、针织或钩编衫（1.92%）；2016年，电话机等通信设备（8.36%）、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6.33%）、集成电路（2.65%）、灯具（1.51%）、机动车零附件（1.42%）。美国出口占比排名前五的商品（HS4分类）：2016年，石油制品（4.89%）、载人机动车辆（4.16%）、机动车零附件（3.42%）、电话机等通信设备（2.61%）、集成电路（2.19%）。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中国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科技创新整体上仍处于跟跑阶段。现阶段我国80%左右的关键技术、多数高端设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依赖进口。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也只是以“组装者”的身份存在。自199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中间品占比在多数年份均高于50%。2001-2011年期间，该比重高达60%-70%。究其原因，在中国对外贸易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基于最初的发展逻辑，把引进外资和技术当作提高和发展国内生产能力的主要手段，虽然方法简单直接、见效快，但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却使我们在一些领域逐步丧失了自主创新的知识和能力，尤其是在一些需要长期投资和积累的领域。如今，中国可以更好地在全球获取和集聚资源，但却缺乏与之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和规则制定话语权。这是国际市场较量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弊端。虽然我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国内生产能力和效率均获得了提升，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总体上仍存在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大而不强、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当然，上述问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在贸易强国之路上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五、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深刻认识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趋平衡成为国际力量对比的走势，在曲折中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一）搞好国内的各项改革、理顺各种关系第一，如何真正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尤其要注重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二，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补齐核心技术短板。要充分认识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风险，列出关键技术、高端设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清单、攻关时间表，攻坚克难、补齐短板。通过创新发展突破僵局，尽快把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大国利器”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第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基础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消除地区保护主义，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第四，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信心，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按照党的十九大设定的目标，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二）着力巩固我国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地位在进一步融入发达国家价值链的同时，我们要注重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引领能力。完善和延长国内价值链，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加强我国话语权。“一带一路”是重点。一个目标：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两个“翅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三个阶段：2016年基础设施开工，2024年一体化格局形成，2049年建成以“我”为主的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四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印度、美国；“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六大经济走廊：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跨境基础设施是重要的公共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提出了一种理解当今世界格局下国家竞争和地缘政治的新视角，他的核心观点是：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取代了之前各国之间的军事和领土的竞争，成为新的竞争焦点。他的理论涉及到两个关键概念：首先是基础设施，其次是供应链。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改变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随着全球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油气管道、电网和光缆等正在重塑未来：互联互通决定命运”；“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裂走向互联，从民族隔离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细胞。”世界因此不再是国与国的拼图，而是由基础设施连成的电路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我们要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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