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取消长假制度，我国每年或损失5000亿元

　　在刚过去不久的国庆假期，因为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拥挤状况，落实带薪休假的呼吁声再现。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落实带薪休假以做到分散出行，并不现实。一次旅游出行，路上往返舟车劳顿，基本时间都是五到七天。所以，假期要够长才能刺激出行。

 

　　有数据可以印证这个观点：五一黄金周是2008年取消的，在此之前的2007年，据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的统计，五一黄金周全国出游达1.79亿人次，旅游收入736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十一黄金周，中国共接待旅游者1.46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2亿元人民币。

 

　　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况。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2017年五一假期，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2017年国庆，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0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国庆出行人数远高于五一，正是因为多了两天。

 

　　再对比一下2017年与2007年的数据，结论就更加明显。2017国庆的出行人数已是2007年的5倍，旅游收入是2007年的9倍。但再看五一的情况，2017年的数据，不管是出行人数还是旅游收入金额，基本上和十年前的数据一样。正是这两天，造成了近6亿人次，5000亿旅游收入的差别。多出的这两天，边际效用很大，可以说十年时间里，我国的旅游收入损失巨大。

 

　　分散的带薪休假，不足以促成出行。更何况，对于北上广深之外的更多人来说，别说连续请假、带薪年假，甚至双休本身，就已经很难了。带薪休假难以落实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政府部门执法与监管的因素，有公民权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休闲意愿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于三四线城市与乡镇来说，人们的休闲意愿相对弱一些，执法也弱一些。

 

　　即便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中，收入水平之下的休闲意愿，也往往被高估了。那些呼吁弹性带薪年假的人，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对休假的坚持，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公司面前的谈判能力与强硬程度，过低估计了同事的竞争欲望——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但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牺牲假期以获得的人更易升迁、升薪机会的人。由此，带薪休假，恐怕不止是肉糜而是熊掌了。

 

　　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停摆。由于很多商业、生产活动都停滞了，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所以，这种方式，强制降低了企业给员工放假的机会成本。长假制度的实质，就是在个体劳动权利保护不足的情况下，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可从执行层面来看，落实带薪休假太难，花十年普及带薪休假，不但一个人一生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过去了，每年我国旅游市场也会损失数千亿的内需。相比之下，长假则更容易落实。

 

　　五一长假取消了10年，中国旅游需求急剧增长；当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效率变低，出口承压，亟需内需提振经济；从短期来看，我国的劳动权利不会有飞跃性变化。因此，不管是处于保护劳动者，提供更多休闲，还是刺激内需的角度来看，恢复长假都比带薪休假都更现实，也更容易。这是在经济理论、价值观与现实中寻求一个妥协。

 

　　就好比一个人处事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强调落实、加大执法；另一种态度是接受这个现实，寻找一个妥协的方案。一般来说，前者是何不食肉糜，在没有肉糜，遭受挫折之后，其会转向激进；而后者基于现实的保守，看起来充满妥协，但最终解决事情时却更快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