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靠引进

　　编者按：近期，林毅夫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就回归亚当•斯密等争论以及中国思想市场存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的问题值得学界深思：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自身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自己的思想？

 

　　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

 

　　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还是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我的观点是应该回归到后者。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制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阐述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他认为，“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如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办理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我认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

 

　　我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办法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決自己的问题。”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是缘木求鱼，把他们的理论观点做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所面临问题的真实根源并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是这样，在发展问题上也是这样。《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斯密研究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前，国际贸易盛行时期的经济现象的著作，所以，他强调市场、分工等。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斯密不可能超乎时代，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有先见之明。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是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其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面对的各种要素价格、风险因素和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也不一样，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忽视了这种差异性，是为何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西方主流政策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也没有一个成功，而极少数能够成功的国家的发展政策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原因。

 

　　引进西方大师思想，更要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自科斯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忠告以后，“思想市场”一词在国内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思路决定出路，对思想的重要性我完全赞同。学者的工作是提出或介绍新的思想，并通过著作、文章、讲演使新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以引领社会变革的方向。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对思潮做了专章的讨论，后来出书时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书名来彰显思想的重要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诺奖得主舒尔茨在研究近三百年来西方各国社会思潮的演变时发现：“主流社会思潮塑造社会的制度化秩序……并且，业已建立的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制度失灵和缺位，确实需要有新的思潮来催生新的制度。不过，舒尔茨也发现，“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社会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尚未有成功的例子、而极少数成功的经济体的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都是不正确的事实面前，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应该只引进各种发达国家的大师提出的思想？中国的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科斯在提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的警告时，先说了一段：“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往前看，未来光明无量。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成绩不是在西方主流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所以，我想科斯的原意不是中国学界缺乏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中国所缺乏的是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如前所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尚无根据西方主流思想而发展成功的先例，他指出中国缺乏思想市场是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是否也是在警告中国的学界需要放弃一种思维模式：一看国家社会出现了问题，就去西方现有的主流理论或大师所写的故纸堆中对号入座，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自己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自己提出解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