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驳“唱衰中国论”，我是“客观派”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当时我们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1978年的时候，我们只有155美元。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是非洲，但当时非洲大陆这50几个国家的人均GDP数是491美元，所以我们比当时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还低，但在过去这35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9.8%,这么高速的增长，持续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独一无二的。在2013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00美元，比现在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的4倍还多。

 

　　有人觉得我们经济高速增长已经35年了，其他经济体在维持20年左右的高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潜力也已经到了7%以下？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是什么。经济高速增长的本质是后发优势，让你能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来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高速增长的原因。

 

　　如果要看中国未来还有多少高速增长的潜力，不在于过去高速增长已经持续多长时间，而应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还有多大。怎么去衡量一个国家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差距？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实际上代表的是这个国家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2008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这相当于1951年时日本跟美国的对比，1967年时新加坡跟美国的对比，1975年时台湾跟美国的对比，1977年时韩国跟美国的对比。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20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20年来平均每年经济增长8.6%；而台湾是8.3%，韩国是7.6%。这几个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增长，从而实现了20年来从7.6%到9.2%的经济增长率。他们利用这个后发优势可以实现如此增长，对我们来讲，他们的实现就代表我们的潜力。

 

　　根据对这些历史经济数据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的分析，我认为，从2008年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但有潜力不代表就一定能实现，要挖掘这一增长潜力，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必须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有8%的潜力，实现7.5%左右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持续17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4年1季度的增长率仅有7.4%，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对此，有国外机构趁机唱衰中国，国内也有人将其归结为国内的体制机制和增长模式所致。但是，像新加坡、韩国等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他们同样也是在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并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自己的体制机制确实存在问题，但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外部因素，也就是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

 

　　面对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经济要想增长更多还要依靠内需，也就是投资和消费。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要转变为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消费固然很重要，但是要保证消费不断增长，其前提是收入需要不断增长，而收入不断增长则需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同时也需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但是，无论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基础设施完善都要依靠投资。如果仅仅是扩大消费而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提高、交易费用不降低，那只能靠储蓄维持一段时间，储蓄用完了只能靠借债，等到出现过度负债、需要还债的时候，危机就会来临。所以，我认为只有有效的投资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

 

　　经济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具有竞争力。这就要求有准确的价格信号来反映各种要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这样企业就会利用价格比较便宜的要素来替代比较贵的要素，使得企业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的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这种准确的价格信号只能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获得，因此，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

 

　　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今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明年未必还是。而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升级，都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面临比后来者更多的风险，这是个尝试错误的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许多企业就会有观望心态，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政府必须为企业的试错提供激励。另外，创新和升级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的培养、金融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这都不是单个企业能够内化完成的，必须由“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企业家来同时做改进，或由政府来提供。

 

　　很多人说我是“乐观派”，我更觉得我是“客观派”。我认为中国有潜力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维持年均８％的增长速度，但只是“有潜力”，将潜力转化为发展实力，则必须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我不仅强调政府的作用，我也强调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