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高速增长”到“高质发展”

　　朱云来指出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到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提高资产的利用率。他认为，经过改革调整、末端核减后，经济会重新回到一个比之前更高的发展轨道上去。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朱云来认为此中蕴藏巨大的机会。他提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工业行业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可以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最后朱云来分析了中国的几个优势：人力资源、经济规模、产业布局和科技潜力。他指出，转型升级的中国依靠这几大优势，经济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以下为演讲精彩内容：

 

　　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现在的中国经济。

 

　　从现在看，中国国内经济看似是在探底趋稳，世界经济貌似开始有所复苏。各个方面似乎有很多改进。其实，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一转眼也快10年了，各国经济一直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美国又在开始搞减税，就像过去竞争性降低汇率一样，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竞争冲击。另外，从贸易上来讲，可能会有更多的贸易摩擦。我很同意刚才张宇燕所长的分析，看似很好，其实未必很好。以我的观点来看，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是钞票印得太多了，全世界也是这样。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全世界货币总量大概是50万亿美元，到现在恐怕超过80万亿，已经有将近一倍的增长。这个钱转来转去不断发酵，可以从货币总量看清楚它的本质。

 

　　中国经济回报率水平低，要有必要的改革和末端核减

 

　　今天我主要考虑的焦点还是我们国家自己的经济，这和国际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对外贸易净出口的额度并不大，也就是2%左右。2000年初的时候有一个迅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达到一个高点，8%左右，之后就一度回落下来，一直没有超过2%，从整体经济增长贡献来讲比较小。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从总出口和总进口的角度来讲，最容易受到冲击的是总出口，因为进口是花钱买别的国家的东西，通常人家是愿意的。出口是我们要把东西卖给别人，这个总出口量占我们国家GDP总量的比例还是很大的，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2017年即将过去，改革开放马上就要迎来40周年。我们来看下中国整整40年的经济，从1978年的3679亿名义产值到2017年的将近80万亿的名义产值，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在2009年以后，经济增长低于历史的平均值，但仍然是一个很高的增速。我们天天讲GDP，讲产值，但是忘了在产值生产的同时我们不断在积累，不断形成资产。特别是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除去每一年的基本生活需求，剩下的就是资产。这个资产增速甚至高于产值的增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巨大的存量资产。

 

　　我们可以看下这近40年我国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你会发现在2004年以前，从1978年到2003年都是以消费为主，但是2004年以后系统性的消费持续下降，投资不断增长，到最近这几年这个趋势稍有所改善，也就是投资有所下降，消费的成分有所上升。但这个差不多奠定了近十几年发展历程的基调，还是投资为主。

 

　　朱云来：我们通常忽略在产值生产的同时我们不断在积累，不断形成资产。新华网记者郭小天摄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经济怎样从“高速增长”到“高质发展”。目前系统性投资的基础已经非常大了，各种迹象表明，资产的利用效率在不断下降。

 

　　我们现在投资的规模跟同期的生产规模相比越来越大，各个城市到处都是工地，都在投资，楼越盖越高，面积越盖越大。建筑的总规模上去了，债务就跟着上去了。正是因为不断投资，建成了巨大的资产。

 

　　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历了一些变化，从90年代高速增长，由于过度投资，效率下降，到2000年开始触底反弹，2008年为一个高点，结果新一轮投资后效益又持续下降。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后面的经济效率在持续下降。如果我们做一个效率的预算，按照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我们确实可以做到，但是债务问题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根据统计年鉴做了20个大行业的测算，针对不同行业的负债总额，制造业占了最大的投资，但同时房地产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我们又把上市公司的资料找出来，因为上市公司的好处是比较透明，它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系统数据。如果你把上市公司看成是所有公司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还是不小的。比如我们根据统计到的数据，全社会的总资产是726万亿，上市公司是200万亿，差不多占了30%。A股上市率整体28%，但是这28%的样本可以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报告。

 

　　关键是这样一个现状我们怎么去改变？如果这些上市公司真正投资有收益的事情，就要有投资收益，按投资收益排序可以排出一个由高到低的顺序。如果淘汰掉末端公司，A股公司的总体收益率就会自动提高。但是调整后你会发现第一年经济会下调，因为这些资产减掉了，收入和利润没有了，貌似经济是往下走的。但是从长远看，去掉的是这些末端投资回报比较差的企业，使得经济的总体平均增长效率都会提升。经过这样的改革调整，末端核减后，留下相对比较好的企业继续发展，经济会重新回到一个比之前更高的发展轨道上去，反而可以走得更好。

 

　　如果再把经济效率按照这样的场景进行预算的话，最明显的是杠杆率会降低，其他的效率指数都是先降低，然后逐渐恢复，往上走。这个道理说明经济是可以调整的，可以变得更好，否则的话如果什么都不改，按照现状持续往下走，它还会继续变差。

 

　　回过头来我们讲中国经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什么是不平衡、不充分？我觉得就是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市场生产的不够。市场经济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调节失衡，使得经济趋向于平衡，通过市场的调节能够把过度的投资消化掉，但是前提是要求每一个经济实体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克服过去的惯性思维，经济一旦有所不稳和下滑，就开始放贷款，投项目来拉动GDP。同时，为了投资项目发的贷款，钱一旦放出来就不会回去。为什么房价在涨，本质是因为钱放多了。有些东西不值钱，你想炒起来也炒不起来，有些东西不想炒，但它还会被炒，核心是市场上的货币多了。货币是因为我们放的债太多了。本来为了一个投资项目，起初没有资金然后用银行贷款来支撑，这好像也无可厚非，但是最严重的后果是这个钱一旦出来，就在社会上运转，甚至影响了分配过程。一旦有了很多新增贷款之后，工薪阶层的收入在整个社会购买力中的占比会迅速下降。所以，现在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需要关注市场机制的调节决定作用，需要考虑新常态下的理性经济发展模式。

 

　　在充分确保民生的前提下，要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我们的测算，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所需要的产值，以现有的2016年数据模拟计算，有一半的GDP就够了。实际上这符合我们的常识，科学的发展需要更有效的投资。

 

　　我们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坚定去转型，淡化产值导向，强化效益约束。任何投资都要保证长期是有回报的，否则它像秤砣一样拉着经济飞不起来。我们要调整优化经济，要对任何一个经营投资有效益约束。如果蕴含道德风险，不去改善，加上别人跟风效仿，这样就会变成一个道德风险的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回归市场基本原则，减少无效或低效的投资才能保证经济良性的增长。

 

　　因地制宜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政策，这恐怕不是最好的策略。比如东北过去是老工业基地，后来国家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江浙和广东。在地理位置上，东北距离江浙和华南都比较远，分别约为两千公里和三千公里左右。全国的生产中心、市场中心和人口中心都不在东北，如果让它跟江浙和华南做一样的事情，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前提下，还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它生产的产品不会比江浙华南更好。但是东北有自己的特点，像黑龙江有广大的农田，可以有很多的旅游资源，虽然可能还不够，但至少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相反，如果靠大量的工业投资来拉动经济，最后只能产生更多新的产能。

 

　　当然，我们要始终考虑如何保证基础的民生和基本的公共服务。我们现在发展的阶段毕竟不是97、98年的金融危机，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面临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条件能够保证基本的民生和基本的公共服务，必要的转型、必要的改革现在不做，将来只能是效率越来越低，越来越难做。

 

　　看好“一带一路”倡议中蕴藏的巨大机会

 

　　面向未来，我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想法。“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土地是中国的5倍，人口是中国的2.5倍，产值1.3倍。这几个数字可以告诉你，这是比中国本土国内市场要大很多的市场。人口是什么？人口是潜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产值是4千美元，中国的人均产值是8千美元，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更高，还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积累，实际上也是储蓄的概念，他们的人均积累在我们之下，当然我们跟有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发展，毕竟还是一个很成体系和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能真正提高它的效率，它的潜力是很大的。另外，它能找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拓展。所以，近40年改革开放，再加上两个字，就是“开拓”。通过“一带一路”我们去积极发展经济。这个发展并不是很容易的，也不见得是一哄而上能立马见效的，但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必须要关注和投入精力。

 

　　我这里做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发展中国家确实资金有限，谁都想发展，但是没有钱怎么发展呢？我根据经济学原理用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10%的“节俭”原则，如果老百姓的消费支出中少花10%，这个钱就节省下来了。中国恰好就是这路子，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到最关键的发展瓶颈项目中，或者说基础项目，真正对这个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有好处的地方。如果有10%的节省，这样资金来源就可以达到1.4万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用于跟其他国家合作，根据它的市场需求和国家不同的经济需求，比如中国替它修建一个机场，做一个电站等等。这1.4万亿美元相当于净出口的6倍，已经很高了。当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要学习，不能自动地假定其他国家的市场就跟我们的市场一样，或者那儿的市场份额，你去了以后就可以自动占到，这还是非常有挑战的。就像美国当年西部拓展的道理一样。和发展中国家共享我们经济发展的好处，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开拓的可能性。

 

　　科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下面再强调一下科技，比如生物、制造、物联网等等。但是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们所讲的科技是自主研发、自主制造，采购部件、系统组装的应该不算，因为这样的科技是靠不住的，必须你自己能够设计。有的人将自主研发变成了自主知识产权，最后把人家研发的结果买来就变成“自主知识产权”了，这不是真正的自主研发，你自己不会设计，产品过时了还得重新拿钱买。真正由自己设计，不是买的一张图纸或者一个现成的产品、配件，应该是能够画这张图纸的人，这才叫自主研发，真正的自己制造。

 

　　只有这样的高级科学技术，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说发展中国家一开始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一段时间后就停滞在那儿了。其实不是什么陷阱，而是根本没有高技术人才，科技不行，做的是利润很低的基础产业，还得花钱买高级产业的产品，所以收入上不去。科技是核心。

 

　　最后，我们有没有钱？历年房地产投资一路疯狂上涨，大概投了96.8万亿。相应的，投资科研的费用大概是十分之一。现在投资地产的非常多，减少点，把钱换个地方投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科研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没有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没有科研基金的严格审批制度，那也是要出问题的。但至少从数量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有足够的钱去投，关键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过去在做“两弹一星”时，没有钱、没有技术、没有人，但只要找到几个人，有一点钱就可以做。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现在最怕的是滥用。看清这个方向，一定要坚定不移，真正做到自己研发、自己投资。

 

　　未来发展由市场决定，它会告诉你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中国和世界向着未来看，我们有很好的人力资源规模、经济规模、系统的工业行业布局。我当时做过一些投行的研究，从工业行业布局来讲，中国是少见的有比较大的、比较均衡的产业布局的国家，当然存在产能过剩、质量不高以及技术不高等问题，但是科研潜力仍然是很好的，只是缺乏系统的组织、缺乏系统的奖励。我们若把这些制度理顺，那我们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国际事务平衡做出贡献。从过去的美苏两极、东西双方到单极世界、美国独大，到现在不知道美国想干什么。其实每个国家都会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作出某种决策。比如税收的竞争，如果说中国系统经济的分配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话，那美国的问题就更严重。他们的企业已经赚了很多钱，甚至居民积累都是负的，但还要再减税，那它会到什么程度？但是它又是一个国际竞争的概念，每个国家都希望我比其他的国家多卖点东西、多占点便宜，至于卖了东西的好处归谁？为什么这些年看到很多关于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新论述评论，它跟社会分配不均有关，尤其是经济危机，放钱放水，使得这个问题进一步加速恶化，所以才产生这个结果。我们要想做到具有国际事务平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为我们自己留下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那我们就还需要国内改革、国际开拓，需要依靠科技、人力、创新，跟世界合作。反恐与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保证，不要轻言战争。

 

　　要做到这些，最主要的是发展，系统设计、科学完善现代国家的体系制度，这才是能够长治久安的制度大计。这个国家太大，很多事情需要系统体系来作出科学正确的选择。投资很容易，但是真正投资好，能够让经济可持续发展，让经济不断繁荣，这是不容易的。退一步进两步，彻底清理一下，毕竟经济发展近40年了，累积了大量资产堆积的问题，把资产质量问题解决，把潜在的债务风险解决，未来的发展由市场决定，它会告诉你什么是社会真正需要的，什么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价格调节机制，是一种信息调整机制，能够让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经济决策上做得更科学。加上中国这样的人力规模和科技潜在优势，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