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扩内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挑战，我们的有利因素在于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如果能够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我们在未来10年、20年就能保持可持续增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

 

　　扩大内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变革，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键点。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相当于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人民币，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

 

　　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包括文化、教育、健康、医疗、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45%，农村居民大约占30%左右。如果未来5至10年，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

 

　　扩大内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而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要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就要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首先，积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应当承认，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无论是税收成本，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都处于较高水平，这对经济转型升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为此，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次，创新体制机制。产权保护应尽快制度化、法治化，稳定社会资本预期，同时，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三句话：“把门打开，把市场搞活，把激励搞对。”要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创新，核心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完善。所以，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是发挥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

 

　　再次，放开服务业市场。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重点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目前，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但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据统计，2016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8%，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5%，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实现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