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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专家介绍：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为什么中国要造一个世界级“新硅谷”？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了分析和畅想。周其仁教授设问：中国很多大公司都在硅谷有实验室，为什么有了硅谷还要造一个湾区？把硅谷的创新应用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他认为，中国要让十三亿人都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需要有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已经走过了追赶型发展阶段，要考虑怎么并排跑、领跑式发展，要从制高点出发来解决问题。所以，中国需要打造创新驱动型的世界级湾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打造世界级湾区，需要注重创新的浓度、密度，用创新驱动增长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应该承担的使命。
以下是周其仁教授演讲全文：
在中国建一个世界级的大湾区要讨论的问题肯定不少，我想就创新所需要的条件做一点讨论，关键词是两个词：“密度”和“浓度”。
全球创新指数发布，好消息就是中国进入了第22名，比去年前进了3个名次。香港地区是16名，这对粤港澳大湾区是很大的支持。中国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唯一进入前25名的，其他的都是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而且多少年来没有很大变动。这是第10次发布创新指数，却是第一次不在国家级衡量创新，而是深入到国家里看创新是怎么发生的。它提出了一个“cluster”概念，“cluster”就是团、群。它看申请专利的指标，看它在地理上是在哪里发生、哪里提出来的。全世界的分布里，美国占了31个，中国占了7个。按申报的专利数排序的话，第一位是东京周围，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第三位才是旧金山湾区。东京横滨这一带大概是9万多个专利的申请，然后是深圳、香港处于第二位，甚至超过了旧金山湾区。还有特拉维夫，3000多个，地理位置更小。
我们再看旧金山湾区，从申请的指标来看，它还落后于深圳和香港。但是它高密度地聚集到一起，而且从积极的互动指标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么小的地方，几万家高科技企业的密度，其中有一大批世界级公司，有若干个世界级名校。这些要素分开看，这个湾区都有了。但是旧金山湾区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就是高频率的互相来往和互动。
现在讨论为什么创新的两个条件——“密度”和“浓度”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创新，最早都是一些头脑里的想法，从想法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影响世界的经济活动，中间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这两年我自己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从最开始的想法到变成单个产品、最后变成影响全人类的产品，中间需要什么条件。每个人都有想法，问题是想法变成产品，中间有很多关口要过。
密度和浓度是让创新得以发生的关键词，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很多讨论和初步研究，我看了之后很受启发。这是一块非常有希望的热土，我最感兴趣的是它的密度在中国领先了，0.6%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13%的GDP。但是密度够了，不等于浓度也够，密度只不过是在一个空间摆了这么多东西，但它们互动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大湾区建设当中的重点。要增加香港、澳门、深圳的大学、公司、国家研究所、军民融合等创新基地。跟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湾区比，我们要素质量还有待提高，要有更密的互动。
为了增加这个地方的浓度，我提这么几个问题来作为讨论。
第一，要吸引人们为解决重大问题来工作。硅谷有很多中国工程师，中国很多大公司都在硅谷有实验室，已经有了硅谷，为什么还要造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把硅谷的创新应用到中国来不就行了吗？回答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一条：全世界现在最好的创新，对世界经济来说，也还不够，因为还有世界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回答。什么叫世界级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发达国家十来亿人口过上的好日子，全人类能不能过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电发明了两百年，现在全世界用不上电的人口还有十二到十五亿，所有创新离开电想都不要想，跟电无缘就跟以后所有创新无缘，这是一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二个问题更有挑战性，如果让十几亿人口都过上高度现代化国家的生活，资源能不能承受？环境能不能承受？中国这30年的发展，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上，已经交了一张不错的答卷，中国无电人口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最少的。北京大学有一个扶贫点在云南山区里，我去访问过，那个地方比较落后，还住着很多人，但是有电，通过手机能够收发微信。所以中国很多人在一代人之间进入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但是第二个问题，等到十三亿人都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们的资源压力将很惊人。这就是世界级问题，需要更好的技术才能回答这个世界级问题。因为有世界级的问题，才需要新的世界级的大湾区，才需要汇集更了不得的力量和更紧密的互动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全球都过上欧洲的生活，至少要三个地球，如果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得要五个地球。这说明现有的技术再先进、再厉害，回答这样的世界级经济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需要不断地往前探索。而中国对于更多人能享受现代生活的这个愿望，可能比很多发达国家还更加强烈。中国也应该有这样的使命，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第二，打造世界级湾区，要特别注意思维的变革。深圳为什么厉害？因为它不是追赶思维，而是脱维的思维，怎么才能走出一条路来？不知道，不完全知道。深圳不是做好一套计划然后去实施的，而是创造条件，让它冒出来。香港也没有想到，它会从当年的一个岛屿变成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它也不是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出来的，也不是指哪儿打哪儿的思维打出来的。所以港深之间能成为在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城市和城市群，它是探索和闯的结果。我们当然做事情要有计划，但是我们永远要准备着很多事情不按计划发生，会超出计划，这个思维如果不突破，我们会落到追赶型。
中国已经到了跟着跑、并排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要考虑怎么能从并排跑往领跑发展，要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来讨论体制。这两个地方都有体制上的优势，这两个地方跟中国其他地方有一些不同。人们的想法、行为有一些不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体制对打造一个世界级湾区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要改的东西也是不少的。行政主导全力驱动配置资源，要在打造世界级湾区的时候，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最后一条，要增加浓度，要增加互动。香港的金融与深圳的创造、东莞的制造之间，是有互动的，但是互动得还不够。成功的例子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孤立的，都不是关起门来搞成的，都是利用了这个地方的所有长处，集合到一起搞成的。
腾讯在深圳大学附近创办，上市就在香港，微信就在广州，不是限于一个狭小的行政区划之内。大疆董事长是科技大学的教授，学生做项目然后做成了世界级有影响的公司，这些点已经有了，但是远远不够多，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增加互动。中国的大学跟创新之间的联系性还极为薄弱，毕业了就毕业了，没有持续的联系，没有大学作为一个持续的原理性的基础研究，学员跟产业界联系的密度不够。
创新就是熬一锅汤。煲汤，第一要好材料。这个材料不完全在锅里产生，要在全世界找。在旧金山湾区工作的人不是旧金山地区的人，将来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人一定是在全世界挑，这里大学生招生一定要面向全世界，这里的科研机构引进的人才要面向全世界，我们要解决世界性问题，要用世界级的资源，要用世界范围的资源。第二，好材料放到一起，要慢慢煲。要有持续的温度，不是一把大火就完了，不能断，要持续地焖，才能进行充分的交换，营养才能到汤里来。
所以，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要在粤港澳大湾区煲一锅创新驱动增长的浓汤，以此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下一阶段应该承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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