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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马晓河,马晓河,经济管理学博士,1955年生于陕西省。先后在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是河北、安徽等省政府和宁夏内陆开放试验区专家顾问。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分析、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等研究,多年来,先后主持了多项国际、国内重大课题研究。2004以来,连续8年参加中央1号文件起草工作,参加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参加了十八大文件重大研究项目的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多次受多位中央领导的邀请,参加专家座谈会,为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咨询。曾在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政治学习会上,就关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问题给政治局进行了讲解。目前是中央重点联系的高级专家。近两年,先后为中央组织部、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农业部、全国供销总社和北京市、重庆市、浙江省、河北、广西、陕西、内蒙等省(市、区)委(政府)讲过课。
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需要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
11月28日记者刘丹阳报道“十九大报告提到了两个全面,一个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目标实现不会多大问题,第二个目标实现的难题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要想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重视落后地区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在25日出席“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五次专题研讨会时发表演讲。马晓河指出,同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在以往产业结构转型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一再被推向边缘,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其次是这些地区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无论是在产业领域还是公共领域投资空间都在变小,投资的边际效益在迅速下降;还有就是这些地区内部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加之社会保障水平也不高,结果是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点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消费饱和不消费。马晓河提到了一组数字,2016年全国各省市区的投资率在60%以上的就有15个,其中9个是西部地区,而且西部有2个投资率接近或超过90%,竟然还有3个投资率连续多年超过100%。这些投资多为公共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投资空间总有饱和的哪一天,不远的将来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靠什么?目前,西部大多省份靠投资,修路、建桥、通水、通电、建高铁。这些都搞完了,还能干什么?在看产业,每个县都要去搞开发区,吸引投资搞非农产业开发,但生产出来的都是大路货,市场销售困难。这里的最大特点是产业增长上不去,公共投资靠中央转移支付。这是没有可持续性的。下一步,这里关键是缺乏潜在增长力。这是西部发的展最大难题,投资超高增长,消费上不来。如果投资再往下滑落的话,这里经济增长将会再次放缓。怎么办呢?农村地区、西部地区是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地区。马晓河认为,下一步不要强调什么县都要搞产业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就可以了,就要保沪青山绿水绿色产业,具体建议提出两个集聚、一个改革。首先是实施两个集聚战略,第一非农产业要素要向优势地区集聚,集中优势联动发展;人口要向城镇集聚,人口集聚会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双增长,也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还会带来创新,因此城镇化有可能是新时代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其次是一个改革,就是下一步要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调整投资结构,严格限制投资规模,今年全国投资规模可能会达到70万亿,GDP预计80万亿,规模已经相当大了。投资结构要在两方面进行调整:先要压缩公共投资规模,特别是“高大上”项目投资;然后是把部分投资调剂出来,转到民生方面,用于提高老百姓的社会保障水平。医疗报销比例提高点儿,农民基本养老标准补助也提高一点儿,现在每位60岁以上农村老人每月70、80元,陕西85元,四川80元,能不能统一提高到200元,这样老两口加一块400元钱就够日常生活用了。所以改革要出实招儿、大招儿,大招要向民生倾斜,实招儿要为民生服务。再次是我国税制要改革。怎么改?比如说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能否向下调一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能不能向上调一点儿?现在国际上出现了降税趋势,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另一方面,对中小科技型企业当年投入研发费,可再次适当提高加计扣除所得税税前比例,对科技型企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可从应纳增值税税前抵扣。随后是城镇化需要有一个大的改革。2020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到中期了,建议对那“四条线”能否做一个调整?除了对特大城市人口要实施严格控制政策以外,其他城市可以有序全面放开,鼓励农民落户城镇,这是大招。最后是在区域间尽快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分摊成本机制。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是,接收地不愿意承担公共成本,愿意享受农民进城带来的红利,输出地也是不愿意承担农民转移成本,能不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区和区之间的分摊成本机制,让输入地和输出地形成共赢格局,共同推进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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